中国体育正在迎来一个“最好的时代”！在经过多年的启蒙、探索之后，体育领域改革力度持续加大。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改革稳步推进，第一批１４个全国性体育协会与国家体育总局的脱钩改革试点工作已经启动，尤其是中国足协和地方足协与行政部门脱钩正在实打实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以政社分开、管办分离、简政放权、去行政化为目标的协会社团法人改革，为中国体育带来了一股新风！
根据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出台的《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联合工作组关于公布２０１５年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脱钩试点名单的通知》，中国体育用品联合会、中国体育场馆协会等共计１４家全国性体育协会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成为独立的社团法人。
其实早在２０１４年，国家体育总局就出台了《以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和单项体育协会改革为突破口，深化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方案》，根据各自的特点推动３４个体育协会分为六大类与总局脱钩，其中以足球、赛车这种具有代表性的奥运项目和非奥运项目的综合性改革成为最早进行试点的项目。据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这个方案为后来的行业协会脱钩改革作出先期尝试。国家的行业协会商会改革明确以后，体育协会的改革还要根据国家方针政策走，尽快脱钩。”
新华社记者近期在北京、广州、四川、上海、陕西等地调研中了解到，许多人认为体育协会变身社团法人改革势在必行、大势趋好，中国体育迎来了多年难求的好机遇。但也有不少人认为，以足球改革为标志的体育社团法人改革已进入攻坚战、深水区，要整体推进、协同作战，避免出现“孤岛现象”。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４月底在地方足球协会改革工作会议上说：“通过扎实而有质量的工作，中国足协调整改革全面启动，中国足协实现与体育总局脱钩，中国足协的人事、财务、外事、资产、业务等工作均已经开始按照新体制机制运行，第一批社会公开招聘人员已正式到岗，中国足协正在逐步呈现新面貌。”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杨树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国家体育总局对深化足球等体育协会体制改革高度重视、态度坚决，重点是要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支持中国足协与总局脱钩，并“扶上马、送一程”。中国足协已经与总局脱钩，篮球改革正在深入研究和推进，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等１４个全国性体育协会正按行业协会商会脱钩的统一部署与体育总局脱钩，在这方面做了大量探索性工作。杨树安强调：“我们这一代人在享受改革开放红利的同时，深化改革的重任必须我们来扛！”
北京体育大学教授黄亚玲表示，国家体育总局经过多年的探索，目前改革方向已经非常明确了，体育改革的目标就是打造“小政府、大社会”，让体育社团承接政府转移职能，这是大势所趋。
自去年3月印发《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到今年４月印发《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中国足球改革已经走过了一年多，成效初显。一年多来，中国足协调整改革全面启动，实现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规划、机构设置、外事、财务、人事“五大权利”正在得到逐步落实；中超联赛全媒体版权销售额达5年80亿元，政府、社会和企业各界投入足球的热情明显增强，初步形成了良好的足球发展社会环境；2015年中超联赛现场观众场均2.2万人、列亚洲首位；国家男足、女足在普遍不被看好的情况下，逆势拼搏，分别跻身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十二强和奥运会决赛圈，给了球迷很大的惊喜；校园足球推进势头良好，已形成校园里“不让孩子踢球”到“鼓励孩子踢球”的可喜转变；地方足协改革稳步推进，广州市足协率先完成与广州市体育局脱钩……
今年4月1日，主管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的国家体育总局汽摩中心、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以及隶属于中汽摩联的北京中汽摩运动发展公司正式实施管办分离，初步终结了三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状况。
中汽摩联主席詹郭军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是我们主动要求改革的。汽摩运动和市场接轨，基本上是市场化运作，改革后不愁生存。《汽车摩托车运动管理中心改革总体方案》改动了20稿，去年年底会员大会进行换届工作，现在专家、企业家加入协会发挥作用，借助社会力量办汽摩运动。我们的改革工作是比较扎实的。”
《汽车摩托车运动管理中心改革总体方案》明确了总体目标：“经过一至两年的努力，将原来汽车摩托车运动管理中心承担的管理性工作全部交给体育社会组织。”詹郭军透露，中汽摩联的改革处于过渡期，虽然管办分离，但目前仍然实行中汽摩联和汽摩中心并行的机制，因此工作人员工资、协会赞助、国有资产管理都存在问题。
“足球改革是标杆，是先行先试，我们跟着足球闯。而其他运动项目的改革又在以我们为范例。”詹郭军说。
在率先完成地方足协与当地体育局脱钩改革的广州市足协，协会主席谢志光对记者说：“现在我们员工的工资高于公务员，原来一个月工资七八千，现在的月收入是原来的三倍，在广州应该算是中等偏上的收入了。现在我最深的体会就是，原来一项工作要三个人干都不一定做好，现在一个人干又快又好。这就是协会改革的效果。”他说，广州足协脱钩后获得了外事自主权，参加国际交流不用再经过广州市体育局，效率提高了很多。
谢志光介绍说，成为社团法人的广州足协由44人组成，其中放弃事业编制的有11人，改革中的人员分流安置工作平稳有序，无任何投诉。改制后的广州足协依法独立运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内部机构设置、工作计划制定、财务和酬薪管理、人事管理、国际专业交流等方面拥有自主权。目前，足协正积极推动广州足球基金会、广州足球发展公司的建立，力促足球产业化发展。
新华社记者在美国调研采访时发现，完善的法律制度是协会健康运行的最重要保障。根据美国足协公共关系负责人阿普尔盖特介绍，《美国业余体育法》的管辖范围是业余体育，规定了国内单项体育协会的结构和法律地位、权利和义务、业余比赛批准、争议解决方法等，同时对体育协会的申诉、控告等方面进行了规范。
最重要的是，以足球改革为标志的体育协会变身社团法人改革是一项社会系统工作，需要各部委、各系统齐头并进。如果仅仅是体育系统、足球系统单兵突进，改革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形成“孤岛”效应。
四川省体育局局长朱玲说：“足球改革走在前面一点没错，问题是相关政策没有跟上。足球改革遇到的问题，其他项目的改革也会遇到。”
新华社记者在法国调研时发现，即使是法国这样的足球发达国家，法国足协的发展也需要得到政府各方面的支持。例如，仅从资金来源方面，隶属于法国体育部的法国足协每年的经费来源除了赞助和资助，还要从政府部门得到补贴，并受到国家审计法院的监督和稽查。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说，足改方案５０条很好很全面，但在具体落实中，很多事情还没有政策依据，就要探索。我们认为，中国足协不要进入改革的孤岛。１９９２年红山口会议制订的足球改革方案总体是好的，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改革进入了“孤岛”。这次足球改革，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起了很好的作用，各成员部委也努力工作，其中外交部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给了中国足协最大的支持。我们希望（联席会议）１７个单位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给予最大的空间和灵活度来支持足球改革。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些曾见证中国经济、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热词，一直与中国体育形影不离。
目前，体育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政社分开、管办分离、简政放权、去行政化的体育协会变身社团法人改革，是此次体育深化改革的核心内容。在国家政策的春风下，足球再次承担了突破口和试验田的角色，“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撤销，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成为独立的社团法人。
与此同时，从国家体育总局到地方体育主管部门，很多单项运动协会也纷纷效仿足球，在各自的管理体制、协会实体化等方面进行着探索和改革，为中国体育转型发展释放出更多的活力。
《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和《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和政策也为改革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
记者近日在北京、广东、四川、上海和陕西等地调研中发现，以足球为标志的社团法人改革初见成效，大家普遍认为此轮改革没有退路，早改比晚改好。不过，就像其他社会领域的改革一样，中国的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也遭遇了不可避免的困难和阻力。从事业单位到社团法人，不只是身份的转变，更带来转型的阵痛，很多问题和矛盾相互交织，且牵一发动全身，亟待相关各方凝聚共识、协调解决。
体育协会变身社团法人之后最大的问题，便是缺乏相应的法规支撑。
负责社团法人登记管理的民政部有关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团管理的法规政策体系，并且还在不断丰富和完善，可以简单概括为三句话：第一，以宪法为依据。宪法第３５条规定了公民有结社自由；第二，以专门法律、行政法规为基础，如：《慈善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第三，以相关法律、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政策为配套，如：《民法通则》《公益事业捐赠法》《律师法》等都对涉及社会团体管理的有关内容作出规范。
然而这些法律法规，对于体育运动协会而言，似乎不足以对症下药，尤其是无法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足球项目率先进入改革的深水区，面临的法规空白也最大。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认为，中国足协由于要对接国际足联等国际体育组织，须遵守其章程，同时所管理的行业专业性较强，以与人打交道为主，与一般的行业协会有所不同，仍缺少相应的法律法规支撑，给实际工作造成一些困惑。
四川省体育局局长朱玲表示，地方上对于改革非常支持，但在具体执行层面困惑很多。“四川的改革意识比较强，省体育局对于改革全力支持，但是相应的法律法规一定要跟上。前不久我们有些社团搞活动，要举办拳击比赛，结果公安部门还是要我们先审核。这样，去行政化就成了一句空话，”朱玲说。
“国家层面出台了很多规定为体育改革保驾护航，不过具体到执行层面，还有一个跨部门整合和继续设计、执行的问题，例如体育基金会的成立和管理、一业多会、政府人员在社团兼职问题、党组织建设问题等等，这些在操作层面缺乏清晰的解释，所以还必须在改革中不断思考、总结经验和继续完善才行，”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奥林匹克运动（体育人文社会学）教研室主任黄亚玲说。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以前是政府的事业单位，项目管理中心生存不成问题，但项目协会脱钩之后变身社团法人，生存还是毁灭，成为各自最大的担心。
四川省登山协会副主席何怡元的疑虑很有代表性，“有些体育部门的协会，以前一直是官办、官养，缺乏与市场打交道的能力和经验，突然脱钩之后，生存怎么办？有些维持不下去的，难道就不要了吗？”
成都市足协主席辜建明认为，中国目前短缺大量有经验的体育管理专业人才，协会实体化以后可以向社会公开招聘人才，但是相对于中国体量巨大的体育产业而言，专业人才还远远不够，有的运动协会推向社会后真会遇到生存问题。
缺人、缺钱怎么破？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朱玲、广州市体育局局长罗京军在接受采访时，不约而同谈到了“脱钩不脱离”、“扶上马，送一程”这几句话。他们认为协会脱钩不是一脱了之，而是要改变政府职能，在监管、协调、场地建设、人才培养方面加大作为，尤其要通过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来支持体育社团的工作。
在这方面广州已经走在了前面。在地方足协改革中，广州市足协率先破冰，完成与广州市体育局的脱钩。广州市副市长王东介绍说，广州市以市政府名义向公安、发改委、教育、财政、人力资源、国土规划等１１个部门下发通知，对新足协要像原来那样大力配合，不能说脱钩之后就和原来不一样对待。广州足协就这一个，有公益属性，有社会属性，其他政府部门要配合，足协的改革也可以整体推动城市的社会治理改革。
至于缺乏专业管理人才的问题，黄亚玲表示这是阶段性矛盾，随着协会改革推向深入以及与市场磨合程度的提高，有经验的专业人才自然会慢慢涌现。
恒大集团副总裁刘永灼说：“欧美体育产业运行比较先进，管理层一部分是有运动经历的人，另一部分则是懂市场、懂商业的人。这两种人才的交融，才能形成行业里最中坚的力量。中国足球最缺乏的，是懂经济的专业人才。因此一定要有越来越多的大企业进入到中国的体育产业中，把成熟的市场理念和商业规律带进行业中，才能让中国体育产业发生质的变化。”
社团法人改革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改革，需要配套措施的跟进、人才的培养、资金的输入和政府的支持，但记者调研中也发现，一些地方体育管理部门人士过于强调现有困难，缺乏改革的闯劲，总想等一切条件都成熟之后再行动。
“社团法人要独立行使职责，勇于自己开拓市场。只要挂靠（体育局），就会产生依赖，就会懒惰！”四川省棋类协会秘书长陈大清一语中的。
同样是足球，同样家底薄，四川省并不富裕的农业县三台，把足球搞得风生水起，常年参加足球活动的学生就有近１０万人；成都市足协近几年自主创办了“城市足球发展理事会冠军杯”和“熊猫杯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等赛事，意在探索一条地方足协的自我“造血”机制，成都市足协目前也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地方足球协会。辜建明说，足球脱钩改革赋予了地方足协更多的用武之地。
相反，四川某项目协会改选，推举一位社会人士担任负责人，但对方答复是必须有体育局的领导在协会兼职，他才答应出任。这件小事也反映了体育协会“去行政化”过程中的艰难。
中国足协副主席、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李毓毅说，改革最大的难度在于思想观念的转变。
恒大足球学校执行校长、前广州市体育局局长刘江南表示，体制机制和环境政策当然很重要，但是当事人如果没有锐意改革的观念和勇气，也是什么事情都做不成的。“广东在很多方面领先，其实都是从观念的领先开始的。广州的体育改革怎么可能一帆风顺，怎么可能没遇到困难？如果不迈出第一步，就永远无法成功。”
民政部相关人士接受采访时表示，体育协会将按照《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确定的“试点先行、分步稳妥推进”的原则，在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和地方性行业协会商会开展的脱钩试点中，分批逐步实施脱钩改革。
四川省排球协会主席、中国男排前主帅周建安表示，三大球中排球的市场化程度最差，其他项目“造血”不行，至少还有“输血”功能，而排球“造血、输血”都不行，因此一旦脱钩，排球很有可能自生自灭。
周建安的担忧，普遍存在于社会化、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奥运优势项目以及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体育部门当中。而他的担忧，即便是最坚定的“改革派”，也认为应该用分门别类的办法指导脱钩，不宜一刀切。
对于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国家体育总局也一直在努力。类似排球、体操、举重等项目，国家体育总局在积极与有关方面协调，说明奥运项目单项体育协会不同于一般的行业协会和商会，承担着奥运争光的艰巨任务，因此建议分类、稳妥、渐进、分步进行脱钩改革。
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单项体育协会不是改与不改，而是早改晚改的问题。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足球改革任务重、压力大，在推进过程中尤其要强调“闯和创”的担当精神，大胆地闯，科学地创：“我们做足球工作的人，就得有担当，往前走一步，走了就走了。总是患得患失，就什么都做不了了。”
今年上海在举办市民运动会时，上海市体育局采取了公开竞标的方式选择各比赛项目的承办单位，结果市级单项体育协会有一半以上没能在公开招标中拿到办赛权。“体制外”主体成为办赛主力军的现实，使这些协会在体制改革中经历了一次“挫折教育”。
对此上海体育局局长黄永平说：“也许现在从体制上改革还有问题，那我们就以功能作为改革切入点，可以从在其位不谋其政的现状改变，谁有能力谁来办赛、办活动，水到渠成之后，原来的庙就要关了，因为没有香客了。改革，就是要直指痛处，才会给协会社团带来动力。”一些体育界专家认为，上海市的做法值得推广。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全国性协会和地方性协会之间、省一级协会和城市协会之间尚未理顺关系。
足球改制之后，中国足协与地方足协的关系，不再是上下级关系。地方足协成为中国足协的会员，彼此是“兄弟关系”。中国足协方面承认，目前还没有真正建立起与协会这一形式相符的会员组织体系，中国足协也一直在研究如何有效支持地方足协的发展，但同时认为地方足协也有责任主动作为，敢闯敢创，对接市场，谋求发展。地方足协则是寄希望于中国足协给予更多政策、资金上的支持。
此外，城市足协和省足协之间也存在矛盾。城市足协尤其是足球试点城市成都、广州、大连、武汉、青岛由于足球基础较好、资源较多、足协领导人开拓心和市场意识较强，因此城市足协实力、活力和影响力普遍强于省足协，如成都足协强于四川足协，广州足协强于广东足协。成都市足协主席辜建明还是中国足协的执委。按照中国足协章程，省足协和市足协都是中国足协权责平等的会员。但在地方具体运行中，省足协与市足协是并列关系还是从属关系尚未明确界定。
这些问题和矛盾，基本上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北京体育大学教授黄亚玲看来，其本质就是“资源和利益再分配”的过程。
国家体育总局某项目管理中心的负责人表示，欲为大树，莫与草争；将来国字号协会同地方协会应该是合作伙伴关系，利益不应对立，而是要争取共赢；地方上应多谋善作，全国性协会也应加强服务意识。
从记者调研英国、法国、美国职业体育、职业足球的情况看，职业足球依托城市发展的脉络十分清晰。辜建明认为，足球改革要寻找突破口，可以选择广州、武汉、成都、大连、青岛这些足球试点城市和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做改革试点，重点突破，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对于今年２５岁的王楚来说，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６日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天他正式加盟葡甲“升班马”科瓦彼达迪俱乐部。
得益于成都足协与法国梅斯足球俱乐部的合作项目，王楚２００４年就作为首批留法球员开始了自己的欧洲之旅。自那时起，成都足协先后输送了１６０余人次到国外进行培训，另外也派出教练员、校长及管理人员２００余人次受训。
曾于２０１５年末赴法培训的成都金兴北路小学足球教师何耀彤坦言，当时的培训内容主要是如何组织６至１３岁年龄段的孩子训练，非常有针对性。比如有一种训练孩子头脑反应速度和决策能力的方法，“我们光看都有点晕，但他们１１岁的孩子却能很好地成。”
谈到当初为何选择法国的俱乐部，辜建明表示，曾有人把世界杯上的球员来源做了个统计，结果发现法国在输送球员方面所占比例最大。即使是在欧洲来说，法国的青训水平也被认为是位居前列的，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在把青少年和基层教练送出去培训的同时，国外的青训教头也被请到成都来进行足球指导。今年５月，曾担任葡萄牙里斯本竞技俱乐部多支青少年梯队教练的蒂亚戈来到成都，开始以成都市足协青训总监的身份开展工作。
除了“送出去请进来”，“棠外模式”也是成都足协坚持进行了１０余年的工作。２００５年９月，成都足协与四川双流棠湖中学外语实验学校（以下简称“棠外”）达成协议，初中适龄队员全部以普通学生的身份进入该校，每天课余时间组织训练。初三后对球员进行分流，一些继续专业道路，另外一些则进入棠外高中部，走文化加特长并行发展的道路。
“并不是每个球员都能够有机会进入职业队，我们要求所有队员都像普通学生一样进行文化课学习，就是希望有一天有些人不踢球了依旧可以选择继续上学，而不会被训练耽误了学业。”辜建明说。
６月末Ｕ１５国少队公布了最新的集训名单，３０名队员中来自棠外的就有４人，运行十余年的成都足协“棠外模式”已逐渐成型，正持续不断地输送着优秀球员。而对于那些不走专业道路的球员来说，国内有十多所有合作关系的高等院校都想从这里要特长生，这有效解决了球员的出路问题，消除了家长的后顾之忧。“我们这里都是家长、队员挑学校。”辜建明骄傲地说。
校园一直是成都足协建立足球后备人才选拔机制的重点之一。通过在校园足球定点学校中推广足球进课堂、校园班级联赛、校代表队建设等活动，带动校园足球活动的蓬勃开展。目前，成都市参与校园足球活动学生数达到１５万人，占学生总数的１１％。
在更广的层面上，目前成都已初步构建了由少儿至老年１１个年龄段共１８项３６个组（级）别的城市足球竞赛体系，２０１５年的比赛场次达到１２４５９场，社会和校园足球竞赛活动基本实现全覆盖。
为何要花这么大力气去做社会足球和校园足球？在辜建明看来，这是整个城市足球金字塔的“塔基”，地方足协就应做地方足球的推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发展草根足球，包括社会足球和校园足球以及青少年精英足球。
在整个城市足球的金字塔中，赛事是重要的发展依托。除了成都本地的比赛，更大范围、更高规格的各类专业、业余赛事也在酝酿、成长。
成都足协着力打造的专业品牌赛事“熊猫杯”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今年进入第三届。除了比赛本身外，赛事组委会特意邀请了克罗地亚、日本等参赛国足协技术负责人及欧洲相关俱乐部青训专家参加论坛，请他们介绍各国人才培养机制、青少年精英足球培训工作、足协技术部门组织构架、教练员培养、青训理念等，为基层教练、教师开拓眼界。
２０１５年３月，由成都、武汉、大连、青岛和深圳５个城市共同发起的城市足球发展理事会在成都成立。今年４月，华人文化控股集团与城市足球发展理事会在京宣布，双方将共同组建股份制公司，用专业体系和市场方式来推动中国业余足球的发展。城市足球理事会旗下的城市足球联赛和城市足球冠军杯赛两大品牌赛事也将在２０１６年“扩军”。
“足球服务于城市”，这是辜建明在接受采访时反复提及的一个观点。他说：“足球有极强的社会功能、市场功能。足球能帮助人们宣泄情绪、培养拼搏意识、团队意识，足球对旅游、餐饮、交通等产业带动作用是很大的，广州恒大、北京国安给城市市民带来的精神、生活上的享受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２０１５年８月，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了《广州市足球协会改革方案》。１１月２５日，广州市足协召开第十届第一次会员大会，选举了新一届足协主席、理事会和监事会成员。
目前，除了部分固定资产的划转仍在进行之外，广州市足协改革已经全部完成改革内容。广州足协改革有三大亮点。
一是彻底脱钩，不留后路，完全自主，社会监管。广州市副市长王东介绍，广州市足协改革从一开始的设计就是彻底脱钩，绝对不留后路。在财务、人事和外事等方面已经实现了广州足协“完全自主”。
此外，广州新一届足协成立了由５人构成的监事会，分别来自法律、媒体、球迷界和专业人士。监事会行使对足协年度工作报告、财务报告等的审计职责，实现社会监管。
二是人员去留实行“双向选择”。与中国足协人员实行“单向选择”不同，广州市足协人员去留实行双向选择，即使个人选择留在足协的，如果能力评估无法达到要求，也将不会被留下，由体育局安排进入系统内的其他单位就业。
广州市足协主席谢志光介绍，足协在改革中人员实行“双向选择”，原有７０人的广州足协缩减为４４人。人少了一小半，效率却提高了不少。
三是改革薪酬体系，建立市场化激励机制。广州市足协秘书长梁伟明介绍说，足协在完成脱钩等工作后，第一件事就是改革薪酬体系，建立市场化的激励机制，目前足协员工的平均工资达到了原来的三倍左右。“现在大家都没了‘铁饭碗’，要给员工更好的激励”，梁伟明说。
广州市足协每年要承办广州恒大和广州富力共计３０场中超主场比赛和若干场亚冠比赛。“市长杯”等业余比赛每年更要组织上万场。工作量很大。谢志光说，脱钩后足协的人员是“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儿。”“原来那么多人干活，都干得不好。现在人少了许多，但效率却提高了。现在大家工作都有压力，干活卖力。”
广州市政府为此进行了“顶层设计”，着手协调，出台系列文件，保障广州市足协的改革不遭遇“肠梗阻”。主要做法有三。
一是进行地方顶层设计，建立部门协调机制。王东介绍说，广州市以市政府名义向公安、发改委、教育、财政、人力资源、国土规划等１１个部门下发通知，确保广州市协会脱钩后的行政协调力。在固定资产划转方面，市政府专门出台文件，确定资产的使用权、收益权等归属，让足协改革做到有章可循。
二是采用政府购买服务形式保证足协“不断粮”，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目前，广州市足协已经没有任何财政拨款，可谓实现了“断奶”。但广州市用政府购买足协承担的校园足球、青训和社会办赛等公益性服务，保证足协“不断粮”。
广州市体育局局长罗京军说，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一方面可以保证脱钩后的足协收入，从长远来看，还可以引入市场竞争，促使足协提供更好的服务。
“原来直接拨款，你做成什么样都给你钱；现在政府购买服务，你做不好我们可以去别处购买服务。”罗京军说。
比如，在青少年培训方面，广州市目前活跃着数十个民间俱乐部，政府就可以“货比三家”，选择质优价廉的进行购买服务。
谢志光坦言，改革后自己的压力大了很多，“每天都要想生存和发展问题”，但对于改革后的广州足协，他也表示信心十足。“毕竟我们拥有最好的资源和人才队伍，我们不怕市场竞争，也只有竞争才能让我们整个足球市场迎来更大的发展。”
三是推进区一级足协建设，强健“毛细血管”。在足协改革过程中，广州市同时推进区一级的足协同步建设，从而发展根系，强健广州足协的“毛细血管”。
目前，广州市每个区都成立了足协，在民政局登记后，到市足协注册成为会员。而市足协也将划拨资金支持区一级协会发展，区足协也承担起各自区域内的足球管理和发展任务。
“广州市的业余足球联赛，就从各个区开始，三人、五人、七人和十一人制的比赛每年总计将近一万场，仅靠市足协人员远远不够。”谢志光说。
在接受记者采访中，广州市体育局、足协人士认为，地方足协改革虽然推进较为顺利，但仍面临着一些难题需要破解，归纳起来也有二条。
一是希望国家出台配套政策，解决资产划转问题。广州市足协人士认为，由于足协改革涉及面广，随着改革推进，资产划转等问题日趋突显。他们建议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协调相关部门，出台更加具体的指导性文件，避免地方足协在改革中遭遇“肠梗阻”。
谢志光说：“虽然市里出台了文件，但到了一些部门，仍然面临不少困难，比如资产划转，财政厅拿着财政部的文件，和我们市里的文件对不上，而中国足协改革文件里也没有这方面的具体规定。”
二是希望给俱乐部减负，让“火车头”加速。广州市足协相关负责人介绍，足协和体育部门都倾力支持职业俱乐部发展，但目前俱乐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负担过重。
这位负责人介绍，例如广州恒大，安保场租和税费占总支出比例超过三成。
“职业俱乐部是足球市场的火车头。我们要千方百计给火车头减轻负担，才能带动整个足球列车加速前进，”他说。
５月为中国足协和各地足协等体育协会社团法人改革调研去了成都和广州，与成都足协主席辜建明一聊就是８个小时。临别时我已上车，辜建明最后一句话竟然是：“许ｘｘ，你别害我呀！”当然，这是半开玩笑！
辜建明很坦诚，也很有想法，他聊的事其实圈内圈外人大多知晓。我不想害他，也没法害他！作为一个体制内足球人（他有事业单位编制），这么多年却把眼光和精力投入到体制外，依托社会和市场，游走、周旋于两种体制之间，把成都足协发展成全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地方足协，其艰难不言而喻。说到动情处，辜建明甚至有些哽咽！
辜建明说：“足球真的是一项非常非常好的运动。我搞了一辈子足球，心血全撘进去了，不甘心呀！中国足球其实是可以搞好的。”
正在全国各地波澜壮阔推进的中国足球改革，最直接的一个目标就是打破体制、机制的束缚，激发社会、企业参与足球的活力。解放“辜建明们”！把中国足球搞好。
相比之下，把恒大足球队两次带上亚冠最高领奖台的俱乐部“操盘手”刘永灼却低调许多，他甚至不愿把我们之间的交谈称为“采访”，而只是说“聊天”。作为一名完全体制外的企业高管，这位恒大集团副总裁承认恒大足球俱乐部是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受益者，但也委婉地希望足球改革的步子可以再快一些，发挥社会和企业的作用可以更多一些，用专业人士管理足球的力度可以再大一些。
中国足球的水曾经很深，现在也难说改善了多少。前一段李铁炮轰国足领队，便是一段注脚。一阵狂涛化为了一丝涟漪！因此我也特别能理解辜建明、刘永灼高调做事、低调做人的原委。
但是，通过这次调研，新华体育得出了一个坚定的结论：中国足球正在整体向好。尽管中国足球要彻底翻身，尤其是国足成绩、青少年人才基础和足球文化要达到社会满意的程度还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但中国足球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这需要全社会的认知和耐心。
令我稍感意外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杨树安，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异常坦诚，有问必答，没有官话套话，用蔡振华的话说“运动员出身，说话喜欢直接一些”。
约蔡振华采访时我们一直不知道该在总局还是在足协，后来通知在足协。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常务副主任李毓毅也许看出了我们的疑问，说：“蔡局一直在足协办公，处理大量足球改革发展的重要事务。”在中国足协主席多年来属于“虚职”之后，现任足协主席正在实打实履行自己的职责。
杨树安、蔡振华谈到了国家体育总局加紧体育协会变身社团法人改革的步伐，１４个协会与总局脱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国足协已经与总局完全脱钩，《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明确中国足协享有的规划权、机构设置权、人事权、外事权、财务权正在逐步得到落实。他们也谈到了体育协会与总局脱钩后面临的困难和困惑。蔡振华甚至提到了要防止出现“孤岛效应”！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是非常好的顶层设计，标志着足球改革从行业改革向社会改革转变。既然是社会改革，就需要全社会、各部委齐心合力、同抓共管，形成聚合执行力。这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依托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尽早落实。比如我们现在尚无一部“社团法”，有关社团法人的法规都散落在众多法规中，这给变身社团法人的中国足协和地方足协今后改变身份和职能来依法行使管理权带来了难题。
足球改革是试验田、风向标。足球改革的成败兴衰决定了体育协会甚至社会协会改革的走向。第一刀切向了足球，中央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从此种意义上说，以足球为代表的体育协会变身社团法人改革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谈起中国足球，说起体育体制，也许没有谁比刘江南感受更深。从刘院长、刘局长到刘校长，现任恒大足校执行校长的刘江南一头扎进位于广州清远的足校，成为“孩子王”！造访恒大足校时，我执意要旁听一节文化课。因为此前听说过外界对恒大足校太多的质疑，中国传统体校“重竞技、轻文化”的痼疾也广受诟病。我们随机进了一个教室，旁听了一节英语课，教学质量不错，互动环节有趣，跟普通学校并无二致。而来到训练场时，一眼望不到头的绿茵场，也让人赞叹。尽管恒大足校依然有“脱离社会、脱离家庭、脱离学校”的“三脱离”影子，但恒大集团和刘江南显然已经意识到了传统体校的弊端，并尽最大努力弥补这些缺陷，比如刘江南强调最多的是文化教育，比如他会不定期地邀请家长到足校看孩子们踢球……刘江南动情地说：“我是从传统体育体制出来的，我曾看到这个体制耽误了不少孩子，我是怀着一种内疚和补偿的心情来搞恒大足校的。我不能再耽误孩子们的学习，不能再耽误他们的人生！”
辜建明、刘江南们能走多远，尚不得知。但此次调研让我们感动的是，中国有一批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埋头搞足球的基层体育人，他们也许不够完美，但他们是中国足球振兴的基石、中坚和希望！中国足球改革，正是要打破体制机制束缚，解放“辜建明、刘江南们”，让有抱负、有才能的足球人拥有更广阔的舞台！惟有如此，中国足球才能一步一步地走向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