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新移民中医师扎根新加坡 发展贡献不容置疑

中新网3月8日电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无论是在医院里，还是在私人诊所、中药店以及慈善中医诊所，新加坡本地中医执业者的人数近年来逐渐上升。这其中也包括不少新移民中医师。他们是在怎样的机缘下来到这里？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在这里扎根？记者采访三名来自中国的中医师，谈谈他们分别在慈善中医诊所、中央医院和私人诊所执医的感受和经历，以及对中医发展的见解。 顾法隆医师　打动他的是这里的善 一个国家吸引外来人才并促使他们留下来的原因，有时和薪水、待遇并没有很大关系。对于原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教授顾法隆医师来说，新加坡这个蕞尔小国最打动他的地方，不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不是干净舒适的优美环境，而是这里的善。 “我来这里第一个感受，也是至今为止最深切的感受，就是这边的中医界有很多慈善团体。本地有不少中医诊所，不是以盈利为目的，比如中华医院、广惠肇留医院的中医门诊中心，以及寺院里的中医看诊。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慈悲为怀。这些我当年在上海没有看到过，现在也不觉得上海有这样的情况。” 寻找到医德理念的契合 生长在上海的顾法隆(57岁)，近15年来在曹氏基金会属下的华美针灸中医中心(以下简称华美针灸)执医。走进这家位于红山的诊所，立即感受到这里的温馨。从明亮的茶几上的一瓶鲜花，到供应茶水的小厨房……这里的每个细节都让人感到，这里不是诊所，分明是个家。在老人密度颇高的红山，华美接待的病人中，60岁以上者占七成以上。 1980年毕业于上海中医药大学(原名上海中医学院)的顾法隆说：“绝大多数老人都受慢性疼痛的困扰。曾经有位72岁的老伯，腰痛十分严重，每天要靠止疼药过活。从停车场到诊所不到100米的距离，他停了三次。但通过这里的治疗，他逐渐摆脱了对止疼药的依赖，一次也可以走更长的距离。” 说起曹氏基金，顾法隆是百分百的赞许。他提到，针灸其实本质意义是由针和灸两部分组成的，但本地绝大多数诊所只做针却不做灸，原因就在于，作为一种需要燃烧的药物，灸所产生的大量烟气无法在中央冷气环境里排出。为了帮病人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华美针灸专门做了排风筒。此外，对于有经济困难的病人，华美也开出最低价。原则不是能从病人身上赚多少钱，而是看能为病人省多少钱。 在顾法隆看来，这些恰恰是医德的真正体现。也正是因为这份理念上的契合，使他在曹氏基金一干就是15年。他说：“新加坡有很多本地医师，都是真正热心于中医事业的人，代代相传至今。在中国，现代中医的发展是由政府全权负责的，但在新加坡，中医界则是有一股民间力量。我很敬重他们。” 为了和儿子一起度过 除了对本地中医界善行的认同，顾法隆选择移居新加坡还有另外一个小插曲。原来，就在1998年10月，顾法隆犹豫是否要彻底放弃在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工作和前程时，还在上海念中学的儿子考取了新加坡政府颁发的奖学金。 “当时我妻子对我说，为人父母不能只考虑自己的事业。和儿女一起的时光并不多。如果儿子到新加坡留学，两年中学、两年初院加上4年大学，加在一起就是8年。而人生有多少个8年能和儿子一起度过？” 妻子的这番话，让顾法隆坚定了来新加坡的决心。从此，华美针灸中医中心又多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问询病人的情况，为一位位老人带来健康。 在宏茂桥针灸诊所两年期满后，崔淑丽应聘在中央医院开展针灸门诊工作至今。 　崔淑丽医师 最先被引进本地的中医人才 说起本地中医诊所的近代发展，就不得不提到宏茂桥社区医院针灸研究诊疗所(以下简称宏茂桥针灸诊所)；而说起这家诊所的起步阶段，就肯定要提到她。 很难想象，15年前若想在这家诊所针灸，竟要提前三四个月预约，而除它之外，本地就找不到别一家由卫生部设立的针灸诊所了。当时，在这家一开业就几乎被“挤破门”的针灸诊所里，有一位年方三十出头，却已经有12年执医经验的女医师。她就是崔淑丽。 崔淑丽医师的个人经历好像一颗宝石，镶嵌在了时代的锦图上，而她的人生轨迹，也因为两国国家的合作而出现了转捩点。1995年7月，应新加坡卫生部的邀请，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和广安门医院的三名院长来新访问，并同意协助卫生部在宏茂桥社区医院内建立本地首家针灸研究诊疗所，这标志着新加坡与中国在中医行业建立起了正式联系。卫生部先后通过中国政府邀请到两位中医师来宏茂桥针灸诊所坐镇。 崔淑丽医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北京中医药大学选派来新，成为本地引进外来中医人才中的先来者。现任新加坡中央医院痛疼中心(Pain Management)针灸门诊高级顾问医师的她，转眼间来新已15年有余，并于2000年成为本地永久居民。 喜欢这里相对单纯的环境 崔淑丽1979年考入北京中医药大学医疗系，毕业后在中国中医研究院(现已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从事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在宏茂桥针灸诊所两年期满后，崔淑丽应聘在中央医院开展针灸门诊工作至今。选择留在本地发展，崔淑丽说：“一方面由于，在宏茂桥针灸诊所工作期间，我觉得卫生部很重视，有利于发挥自己所长，也可以尽我所能为新加坡中医事业做出贡献。另一方面，这边的工作环境相对国内比较单纯，和同事相处也很舒服。这里的政府十分廉洁，社会风气健康。 “新加坡是华人为主的社会，语言、生活环境比较容易适应。毕竟，虽然我在大学也上英文课，但水平不够，不过我本身对英文很感兴趣，所以也一直努力提升。”现在，崔医师每天除了治疗大约30名病人以外，还需要处理很多公务上的事情，能用英文英语应付日常工作和生活。 本地与中国在中医行业有哪些区别？崔医师指出：“在针灸治疗方面，在新加坡，针灸门诊就只用针灸不开药，而在中国，针灸是一个全科，医师可根据患者情况选用针灸、中药或西药。其次，在中国，中医师考取的是大学文凭，而且中医师都是全职，没有兼职的。两国中医在社会上的认同程度也有区别。在中国，中医或西医大学都由国家主办和管理，考生高考成绩优秀者，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报中医或西医大学，5年全职学习。毕业后统称医生，并且在国家宪法中享有同等的法制权利和义务。” 作为一名母亲，在谈到当年移居本地初期的经历时，崔淑丽不无遗憾地感慨：“当年在工作上太投入，现在想起来感觉有点对不住孩子。当时他才不到10岁。”崔淑丽唯一的儿子于1998年来新，现在国大攻读医科，和父母一样是永久居民。 李居上医师　从探望妻子到决定定居 199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浪潮让很多中国年轻人都有一个“出国梦”。李居上医师也是怀揣着这样的梦想，机缘巧合之下一步步来到狮城。 当时正在广东工作的李居上，在那片充满活力的沿海地区，他深深感到内心那股走出国门的欲望更加强烈。而缘分也正在那个时候悄然降临。在深圳，李居上遇到了未来的妻子成黎。1986年毕业于西安交大金属材料科学工程系的她，后来受聘来新工作。1994年，李居上拿旅游签证前来探望已经在新加坡工作的妻子，并顺便考察自己在这里是否有发展空间。 “来了这边以后，我特地去中华医院等地参观，也了解了本地中医药的发展史。我觉得中医中药在新加坡是很有发展的。” 李居上于是毅然决定在1994年再次南下，来到赤道岛国与妻子团聚。在接下来的6年中，他先受聘于代理北京同仁堂中药的科艺公司，之后又辗转到来自台湾的马光医药集团，直到2000年自己开设“天行健中医诊疗中心”。 今年51岁的李居上说：“1990年代，本地还没有中医中药注册。新加坡当时在中药方面主要扮演的是批发商和进口商的角色，在研发和制作方面还是空白，也没有充分和中医结合起来。” 回忆起自己在1980年代初在江西中医药大学的求学经历，李居上记忆犹新：“改革开放初期，中医药学基本处于青黄不接的断代状态。刚入学的大学生，什么都要学，所以学得特别杂，骨科、内科、眼科等等全都要学。细化、分科都是后来的事情，从1978年、1979年的大学生才开始。当时的我们也什么都想学，就像海绵吸水一样拼命地学。当时学校资源也特别有限，人头骨标本都没有几个。学生们晚上藏在被窝里，如饥似渴地捧着头骨标本偷偷地学，偷偷地背。” 本地中医院发展更早 李居上指出，其实本地中医院的建立发展早于中国的省属中医院。他说：“传统中医当然最早是来自中国的，但说到中医院的建立，其实新加坡的发展早于中国。中国最早的中医院是北京中医研究院(现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其他的省级中医院多为上世纪50年代成立。但在那以前，新加坡已经有中华施诊所，也就是中华医院的前身。” 针对本地中医发展的现状，李居上有一些个人见解：“中医在本地不是主流，大多数人对中医的认识不够。当遇到疑难病症和重大流行性瘟疫的情况时，中医没有参与权。用西医的研究方法和理念去研究解释中医，这条路中国已经试过了，没有成果。东西方文化差异很大。中医学是东方文化的精髓所在，而我们所了解到的所谓‘科学’只是管窥之见，只见一斑未窥全豹矣。” 新移民中医师的影响 新移民中医师对本地中医界有着怎样的影响？新加坡中医学院院长郑心锦说：“新移民中医师对本地中医药发展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当然，凡事都有两面性，每个地方的人也都难免良莠不齐。在好的方面，优秀的新移民人才带来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以我们学院举例来说，来自中国的老师在中国都拥有很高学历，在临床研究方面也有丰富经验，为本地培养一届届的中医人才。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的从业行为与本地道德标准不符，影响了本地中医师的整体形象。” 根据中医管理委员会2009年报(2010年报将在今年5月左右推出)，以2009年12月31日的数目为准，本地2203名注册中医师(包括同时注册为针灸师者)中，85.2%为本地公民，中国和马来西亚公民分别占7.9%和4.4%。218名只注册为针灸师者中，公民则高达93.1%。 本地对中医师注册申请者有严格的学历要求。在外国受训者必须拥有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或上海中医药大学等八所中国中医学院校五年全日制中医专业本科毕业证书及中医学士学位证书。满足学历要求者，还须拥有一定资历和经验，才可在通过注册资格考试后，成为注册中医师。(王舒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