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群伦的客家人一谢宝山

领袖群伦的客家人一谢宝山 柯裴(Patricia Castro Obando) 著 王世申译 柯裴(Patricia Castro Obando) （左）王世申（右） 作者简介：柯裴(Patricia Castro Obando)；秘鲁天主教大学博士。目前在秘鲁天主教大学教授有关中国的课程。译者王世申，前驻巴西、阿根廷、秘鲁使馆文化参赞，柯裴《隐形的社群：秘鲁的客家人》(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一书的译者。 内容提要：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秘鲁社会最受尊重的中国人是客家人谢宝山(Aurelio Pow San Chia)。他是秘鲁华人企业界的代表人物。他使华人社区各个不同派别团结在一起。1921年，秘鲁总统给他颁发了最高等级的太阳勋章，使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人移民。在那个种族主义盛行而且根深蒂固的时代，谢宝山是如何实现并巩固他在华人社区乃至整个秘鲁的贸易、企业、社交和政治各界领袖地位的呢？ 关键词：秘鲁 中国 华人移民 客家人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秘鲁的客家移民谢宝山(Aurelio Pow San Chia)创建了一个显赫帝国。谢宝山，1860年生于广东香山（今广东省中山市)，1939年去世于秘鲁的利马。他于19世纪80年代到达秘鲁，那时这个南美国家正在经历一场深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在此后的短短30年的时间里，谢宝山开创了一个显赫帝国并成为华人社区乃至整个秘鲁社会无可争议的领袖。 谢宝山所处的年代是反华情绪在秘鲁及全世界大行其道的年代。根据德碧琪的划分(Derpich, 1999)，谢宝山是作为秘鲁第二波华人移民的成员到达这个国家的。聚焦到谢宝山本人，就会提出这样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他是如何成为秘鲁最富有、最强势又最受尊重的人物之一的？此外，他是如何巩固自己在华人社区之外的秘鲁商业、政治和社会领域获得的领袖地位的？ 一、秘鲁的华人移民 秘鲁的华人移民历史可以追溯到1849年，它是拉丁美洲第二悠久〔编者按：原文如此〕的华人移民史。它具有与其他在时空(19世纪，美洲大陆)上相似的华人移民案例相同的特点。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173年，但对秘鲁社会而言，华人移民社区仍然是一个实实在在且不折不扣地来白广东的群体，他们跟19世纪同一历史进程中的其他华人移民群体比如客家人群体没有更多的关联。广府人的足迹一直左右着对华人移民形象的描述，进而抹杀了华人移民群体内部的差异与特殊之处。 华人移民古巴始于1847年，比华人移民秘鲁仅仅早了两年。两者在移民主体（苦力）、劳动方式（为期八年的契约劳工）、契约形成原因（替代非洲奴隶）、移民输出地（广东）、移民性别（男性）、从事劳务（农业种植园）、离开中国时的出发地（厦门、澳门）和移民人数( 30年内均超过10万人 )等方面都十分相似。 与在秘鲁发生的情况一样，在研究古巴间题的学界，对到达古巴的华人移民的不同民系没有清晰的区分而是笼统地将其归入“广东的广府人”。但是，胡安 · 路易斯 · 马丁(Juan Luís Martín) 于1939年发表的题为《古巴的中国人从何而来》(¿De dónde vienen los chinos de Cuba? )的文章中提到了中国移民群体内部民系的差异，并且特别指出客家人和闽南人(Hoklo)很早就出现在加勒比海的这个最大岛屿上而没有广府人的踪影。 秘鲁人口分布的研究一直聚焦于广东华人移民抵达秘鲁及其成功适应环境并融入秘鲁社会、对秘鲁商业模式的改造、对秘鲁烹饪业和秘鲁文化身份形成所做的贡献。然而，当我们考虑到几次移民浪潮、移民们的家族背景、所讲方言、出生地、民族或民系、出发地和抵达地的不同状况，以及加入移民群体的不同机制、移民者家世的财产状况等因素，这一进程其实是更为复杂和曲折的。因此，德碧琪认为，“秘鲁的华人移民历史是在黑暗中以不确定的方式书写在人们的集体记忆之中的。” 1849年以来的秘鲁华人移民在时间上并非连续不断而是分为几个阶段的。罗德里格斯 · 帕斯托尔(Rodríguez Pastor, 2018) 根据移民高潮的出现、秘鲁国家体制、秘鲁社会状况、华人移民身份及其后代生活方式等若干标准提出了秘鲁华人移民历史的分期。这位学者把秘鲁华人社区的状况分为四个主要时期：苦力移民时期(1850—1890)、自由华人移民的时期(1880—1930)、华人经商者移民的时期(1930—1960)和土生华人崛起及福建籍移民时期(1960—2010)。 德碧琪把1849年至20世纪初这一时期分为两个阶段，其中第二阶段华人企业家的出现和发展尤为重要。她认为这第二阶段是因企业界生产、买卖并向欧洲出口鸟粪、蔗糖、羊毛、棉花和硝石的需求推动而出现的。“19世纪结束的时候，有两类华人移民以大小不同的规模成功地维系着秘鲁的经济与社会。穷人和富人构成了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德碧琪如是分析。 表 德碧琪关于华人移民两个阶段的划分 二、“家长式领导”：概念的理论框架 许多研究都表明，华人企业界普遍实行“家长式领导”这是樊景立(Farh) 和郑伯埙 (Cheng) 两位学者为华人企业领导方式制作的标签。。“家长式领导”这一概念源于塑造了中国传统家庭结构的中国家长制传统。海外绝大多数中国家庭企业实行这种领导方式，在从事商业活动并构建了企业网的华人移民群体内也同样实行这种领导方式。根据樊景立和郑伯埙两位学者的研究，得以实行家长式领导有三个要素：专制、仁慈和道德示范。 为准确界定这一领导模式，两位学者翻检了斯林、高伟定、郑伯埙和维斯特伍德等人的著作。根据这些著作的观点和其他若干研究的描述，自20世纪下半叶起，海外华人的企业文化均带有浓厚的家长式领导的色彩，这种领导方式被海外华人家庭企业的领导者实践得相当成功。维斯特伍德指出，华人企业主的这种领导方式是在以集中、务实、和谐与自我等观念为特点的大背景下得以实现的。 根据维斯特伍德描述的这一模型，华人家长式领导包括九项内容：自学而成的领导、非特定的欲求、建立威信、保护领地、政治操作、顾客至上与裙带关系、纠纷的扩散与控制、疏离与社交距离、以对话为理想。这些内容被樊景立和郑伯埙两位学者简化为华人家长式领导的三要素：专制仁慈和道德示范。这两位学者认为，家长式领导把严格的纪律和权威与家长的仁慈和道德示范完美地结合于个人独断的氛围之中。 该三要素从家庭空间被移植到了企业空间。樊景立和郑伯埙两位学者认为，专制以垂直方式在企业主和下属之间实行，企业主通过对下属的绝对控制和下属无条件的顺从建立自己的权威。仁慈以企业主在水平维度平等地对待每一位下属得以体现，企业主对他们每一个人及其家庭的福祉施以个性化和全方位的关怀。道德示范则表现在企业主的行为举止上，他们的高尚人品、自律精神、豪爽性格和悲悯情怀都是下属的榜样。 三、谢宝山生平 谢宝山是一位不乏各种传说的历史人物，尽管有些传说自相矛盾。据说，他于1888年以一个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的身份首次抵达秘鲁，该代表团肩负的使命是加强清王朝与秘鲁和智利的双边关系并考察两地华人移民的生活状况。但是，中山市的官方档案记载的却是“ 他于1884年赴秘鲁经商并于次年以任宝隆田寮股东之一的身份创办该田寮出资的宝隆公司。” 关于谢宝山抵达秘鲁的年份存在争议，但普遍认为他首次抵秘是在1884年。他可能于1889年带着他的六位本家侄子回到秘鲁以便在利马定居。据一些资料记载，他在圣地亚哥居住期间与一位智利女士结婚，而另有资料显示，他是在利马与一位秘鲁女士结婚的。官方资料中没有其他的子女的出生登记。他的一个养女嫁给了客家人张志仁（又名张江福，西班牙文名为Guillermo Chang Kong Fook)，并在秘鲁给他生了一个孙子。他的女婿后来成为他在利马附近承租或买下的几个庄园的管理者。 秘鲁华侨组织中华通惠总局的出版物是这样介绍他的：“谢宝山，广东中山人。二十几岁时移民秘鲁并与一名秘鲁女人结婚。他生性聪慧，行事果断，待人谦和。他担任宝隆公司总经理。该公司专营中国土特产品的批发生意和进出口贸易。他名下有四家大农场。” 关于他的生平，中华通惠总局的出版物写道：“谢宝山于1884年抵达秘鲁，后经商致富，是若干家大型企业董事长。1918年，他任总经理和股东之一的宝隆公司资产达一百万美元。他很快就融入秘鲁社会并和秘鲁女人艾尔维拉 · 卡瓦里奥 · 拉斯特拉(Elvira Carvallo Lastra) 结婚。婚后，他收养了妻子的一个侄子和两个侄女。”洛桑-埃雷拉(Lausent-Herrera) 指出，这里说的是豪尔赫(Jorge Navarro) 和纳瓦罗 (Sarah Navarro) 姐妹。“其中一个侄女，萨拉 · 纳瓦罗 · 拉斯特拉 (Sarah Navarro Lastra)，后来嫁给了宝隆公司的最大股东张志仁。” 根据谢宝山的一位后人介绍，谢宝山于1898年12月8日与艾尔维拉 · 卡瓦里奥 · 拉斯特拉结婚。三年后，艾尔维拉的大姐去世。于是，谢宝山夫妇收养了三位遗孤—10岁左右的女孩埃斯特尔(Esther)和5岁的双胞胎豪尔赫(Jorge)与萨拉(Sarah)。三个孩子并不是正式过继，他们都保留着纳瓦罗 · 拉斯特拉的姓氏。1923年，谢宝山和艾尔维拉为自己举办了银婚纪念招待会并在会上安排了文化节目。他们至少到中国旅行过一次。1930年，艾尔维拉去世。九年后，1939年，谢宝山追随而去。 四、无处不在的领袖地位：积蓄实力 中山市的官方档案这样介绍宝隆公司：“该公司专营欧洲和美国产品的进口和中国丝绸的出口。”宝隆公司的进口部门是该公司整个贸易链条中的第一环，后来逐渐做大，收购了四家农场，开办了一家航运公司和一家保险公司。秘鲁的中国移民作为可靠而高效的劳动力为秘鲁与欧洲、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做出了重要贡献。 农场不仅为秘鲁人而且也为众多华人移民创造了就业机会。根据德碧琪的调查，谢宝山是宝星农场、宝石农场、宝庄农场、瓦奇帕农场和博卡内格拉农场的主人。这几家农场主要生产棉花和蔗糖。那里有现代农业机具，有1400多名秘鲁工人。中山市的档案里有这样的记载：“这些农场的产品大部分出口到欧洲，特别是蔗糖最为抢手，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这个不可或缺的日常食品却最为紧缺。宝隆公司是当年秘鲁最重要的八大商业公司之一。” 科鲁兹指出，谢宝山以拥有大批佃农而出名，据说在奇克拉约(Chiclayo)定居的客家人里有90%是谢宝山带到秘鲁的。谢宝山的一位后人证实说，因他的帮助而得到工作机会的人多达数千人，既有秘鲁人也有中国人。这些人在谢宝山承租的宝庄农场、博卡内格拉农场、瓦奇帕农场和涅维利亚农场工作。谢宝山在后两家农场里种植大量甘蔗并在1914年开设了一家榨糖厂。到1921年，谢宝山又成功收购了原来属于克拉丽莎修道院的三家农场：圣胡安农场、罗摩拉尔戈农场和圣克拉拉农场。在这几家农场的土地上，谢宝山实施了秘鲁有史以来第一个村镇化计划，这次村镇化的成果就是宝星农场。 1917年成立的“联盟”保险公司和1920年成立的“中华航运公司”完善了谢宝山从事国际贸易的机制。在这两家公司里，合伙人基本上是中国人。谢宝山以股东的身份在这两家公司里担任着不同的职务。一份关于航运公司股东的文件提道：“他们都是商界人士。他们出于浓厚而坚定的兴趣和公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与公司各机构和部门已融为一体。”由于有了自己的航运公司。商船频繁停靠广州、香港等地，宝隆的生意日益兴隆。 作为被一众同行艳羡的企业家，谢宝山把众多以方言或籍贯为标准分散在各个同乡会或会馆的华人移民统一组织起来，因而成为华人社区一位杰出的领袖人物。他曾担任两个因方言和籍贯而关系密切的社团——秘鲁同陞会馆和秘鲁中山会馆的主席。当年从中山到秘鲁的客家人往往在抵达之初都暂时住在客家人会馆。此外，由于谢宝山跟中国国内的联系频繁而密切，他也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支持者，曾给予其大量捐助。 1891年，谢宝山推动成立了中华通惠总局。1920年，他担任通惠总局主席，同时担任副主席(Cesáreo Chin Fuksan)、司库(Máximo León)和秘书长(Julio Kuseng)的都是成功的企业家和商人。通惠总局在团结各个华人社团、在南美太平洋战争之后保护华侨华人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外，谢宝山还担任秘鲁华人商会会长，同时为《侨声报》(La Voz de la Colonia China，现中文名为《公言报》)的创办者，他还积极推动介绍华人企业界精英及其成就的大型画册《秘鲁的华人社区》的出版。 谢宝山也因热心参与华人社区社会公益事业而享有盛名。1924年，他成立了中华学校（又称中文学校）。他还参与并资助其他多项惠及贫困华人移民家庭的教育和健康计划，这些计划不仅在他及其家人所居住的秘鲁华人社区推行，而且也在中国国内他的家乡实施。“1930年初，谢宝山回到他的出生地广东香山马溪村并在那里开办一所招收乡亲子女免费学习的学校。” 1921年，“奥古斯托 · 莱基亚 · 萨尔塞多(Augusto Leguía Salcedo)总统向他颁发太阳勋章，以表彰他的杰出贡献。他因此成为第一个获得如此殊荣的华人移民。”中华通惠总局成立150周年纪念特刊记载了他受勋的事情。“他的超凡能力和杰出努力使他在商界很快取得多项成绩，创造了巨大财富，获得了极高的荣誉。当时的总统莱基亚对他给予高度评价并成为他的好朋友。秘鲁政府向他颁发了勋章，表彰他对秘鲁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他是获得秘鲁政府颁发荣誉勋章的第一位中国公民。” 对于以客家人为主的华人企业家群体而言，若要理解谢宝山时代的成功必须考虑当时秘鲁、中国，以及整个世界相互关系的大背景和早期华人移民过程框架中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等诸多因素。谢宝山的成就在于构建了一条关键环节完备的全球贸易链，并以此强化了自己在华人和秘鲁企业家、华人社区乃至整个秘鲁社会当中的实力地位。 五、几点思考 在德碧琪关于秘鲁华人移民分类的研究中，第二波移民浪潮中的华人移民凸显了他们的团结互助精神，“改变了企业行为模式，运用一切必要而可行的机制以求事业精进并提升社会地位”。无论在乡村（庄园、农场等)还是在城市（商号、学校等），他们开创了大规模商业贸易的先河，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扩大了雇主与华人移民之间的接触与联系，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吃苦耐劳的精神，打开一片更广阔的天地。 洛桑—埃雷拉认同上述观点并进一步分析道，“正是在那个时期，唐人街的中国商人是最团结的，最具有经济实力的。他们注重跟当局搞好关系并且有效地保护他们领导的社团内同胞们的权益。”这位学者还指出，他们的招工模式也都是一样的，即招收自己家乡的讲同一种方言的人到自己的商号来工作。 在谢宝山的时代，以谢宝山为核心的华人成绩斐然。“在1920年代，除了全国各地成立的会馆和行业（如医生、制鞋匠、修理师、屠夫等)公会以及通惠总局1886年成立之时所列名单里已有的组织，一共有30多个华人协会组织。”客家人谢宝山凭借其号召力和组织能力，在其身边华人企业家的协助下，造就了一个有组织有活力的华人社区。 第二波移民浪潮中抵秘的华人经商者的成功与以专制、仁慈和道德示范为特色的家长式领导密切相关。华人家庭企业，以及由华人合伙人组成的商号或机构的领导人，以大家长的领导风格对其大多数是华人移民的职工、下级人员及那些领会了经营精髓的秘鲁人进行管理。那些年，客家人移民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与一张庞大关系网的形成和亲属关系链的利用有关。 “赤溪和田头的客家人都是通过家庭的纽带移民到秘鲁的利马和卡亚俄，又从那里迁往奇克拉约、伊基托斯(Iquito)和其他地方的。”钟日平先生解释说。他手里有一份1911年以来移民到秘鲁的赤溪客家人通信录。一旦在秘鲁落脚，工作几年之后，这些客家人便从雇主那里独立出来自己或跟其他客家人合伙创业。生意稳定之后，他们又资助自己的亲戚移民到秘鲁并在这些亲戚抵达秘鲁之初向他们提供住宿、餐饮和工作机会，一直到他们有一定积蓄并独立门户。 亲属链条和家长式领导是秘鲁华人家庭企业成功的两大要素。而使谢宝山得以获得对秘鲁社会各界的巨大影响力和权力的第三大要素则是其“全知领袖的地位”。德碧琪曾经引用过一段话，其中在讲到谢宝山时候，说他是“一位在所有领域具有代表性而无所不在的人物”。自德碧琪引用这种说法开始，便有人使用“全知领袖的地位”这一概念。 谢宝山一直留存在被他帮助过的人们的记忆中，正如他的一位后人回忆他的时候所说：“我妈妈总是跟我们说，他不光帮助了我妈妈的家，他还像一位名誉中国领事。所有刚刚抵达秘鲁的华人移民都会去拜访他，这是必须的。他会尽其所能帮助那些新移民，从住宿、吃喝到找工作。”“他以其仁慈的言行被整个华人社区视为最贴心的人。” 谢宝山实行家长式领导，对华人亲属链条的发展完善贡献甚巨，并形成了他无所不在的领导地位。他的这种领导地位不仅在华人社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且被当年各种出版物记载并传播。德碧琪在其著作中指出，“在华人社区中心位置占有一席之地并赢得利马社会的好感与帮助的体面的华人家庭中就有谢宝山的家庭。” 在那个以种族主义眼光蔑视东方人的年代，《世界》(Revista Mundial)杂志《社会要闻概览》栏目提到谢宝山时，称他是“具有开创精神的公民、极为成功的农场主和实业家、道德高尚并享有很高社会地位的人士”。秘鲁当地报刊把他形容为“一位勤奋工作的秘鲁华人社区代言人”。德碧琪强调，他“不仅得到广大亚洲籍企业家的支持，而且也获得驻秘鲁外交使团的好评”。 总之，谢宝山发挥了一种无所不在的领导作用，这巩固了他在包括经济、政治、外交直至社会等各个领域内的实力。他在经济领域的成就固然得益于家长式领导和亲属链条，但他之所以成为华人移民“荣耀的象征”和秘鲁社会的“大善人”却源于“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环境中自己的道德修为”和“人脉的积累”。 END 本文发表在《中国与拉美》2022第二辑，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