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敦礼（1895—1968)字子仁，河北徐水人。 我国现代体育教育事业的奠基人。1917年毕业于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1923年赴美国留学，获生理学硕士学位。1927年回国，先后任北平师 范大学体育系主任、教务长、教授，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主任、教务长、训导长，北平师范大学校长。1945年赴美讲学，被聘为美国国务院客座教授。解放后历任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主任、 教授、副校长，是我国现代体育教育事业的主要创始人，著有《暑假卫生教育与讲习会讲演录》， 合著有《体育原理》等。—次惩罚 受益终生
抗日战争初期，我们举家随北京师范大学迁往城固（陕西），那时我们都就读于自强小学（西北师范大学附属小 学），由于生活环境艰苦，我在读到小学六年级时患了结核性胸膜炎，停学休养了半年余，也误了初中的升学考试，我不愿意再读一年小学，希望直接升到中学，经和校长商议，同意我为旁听生，跟班学习，条件是：一年后转为正式生，如果各门考试及格，升入二年级，如有一门不及格，则留级再学一 年，不能补考。我当时喜出望外，进了中学，那时就开始住校，实际上是因为校舍不够，而借住在农民家中，到了一个新的天地，滚滚的汉江水，广阔的碧绿田庄，使我玩性大发，忘记了读书，结果因为英语不及格而需留级。父亲得知后大怒。这年暑假，我本指定参加陕西青少年游泳比赛，被父亲取消了资格，而且全家要到西安姑父家去避暑，因为我没学习好，父亲罚我一人留在城固，母亲看我年幼，一人留下不放心，但怎么劝说也无效。我盼望已久到西安去玩的事这下都成泡影了。但我对父亲没有怨恨，我深深地悔恨自己辜负了父亲的期望。
作为学生，好好学习是天经地义的第一大事，我从此下决心改过，以后我上课认真听讲，一定把功课做完了才去玩。我喜欢运动、唱歌，但一定是学好了再去参加，这样在学习中逐渐培养了对求知的强烈欲望，感到读书是一种非常有兴趣的事。直到高中毕业时，我的毕业考试成绩为全校(北师大女附中）第一名，保送入了燕京大学及以后的协和医学院，实现了我成为一名医生的夙愿。现在我已66岁， 仍在解放军总医院肿瘤研究室工作，并负责国家课题的研究。父亲的教诲使我形成了一种永不枯竭的力量，促使我永远探索，永远前进，学习工作到老。
（袁玖）把体育系办成学校的“台柱子系”
袁先生自1917年起，从事体育教育工作，主张师范院校体育系的培养目标是体育教育工作者，而不是培养运动员，他要求每一个体育系的学生成长为讲文明、有礼貌、德才兼备、尊重科学的体育教育专门人才。袁敦礼先生注重体育教育的理论建设，更注重实践，以实现他崇高的体育教育思想。
袁先生十分重视体育系各年级课程的设置问题。他主张在一二年级设置公共基础课，以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如 《中国语文》、《中国通史》、《教育概论》、《教育心理》、《形式逻辑》、《中等教育》、《音乐》、《英语》等；各年级都设专业技术课，以提高学生运动技能技巧，当时，西北师院体育系的课程都由著名专家教授讲授。袁先生曾亲授《体育原理》、《卫生学》；马约翰、董守义、宋君复、徐英超、王耀东、郭毓彬、戴爱莲、程登科、李鹤鼎、薛济英、王义润等师长都曾在体育系授课。体育系教师阵容强大，成为学校的 “台柱子系”之一。
袁先生对学生的要求极为严格，他认为进了师范院校的门，就意味着将来“为人师表”，师表就是榜样、表率，必须以身作则，他常讲：“己不正焉能正人。”因此，他要求学生待人接物文明礼貌，衣着整洁。决不允许体育系学生有粗鲁行为，如有体育系学生打架斗殴者，必被开除学籍。
袁先生自己仪态高雅，待人和蔼，自奉极为俭约。我们记得在兰州时，先生最讲究的一件衣服是蓝色褐子中山装，褐子是当时西北生产的粗纺毛织物，非常粗糙，先生穿在身上，却显得整洁大方，学者风度，衣着虽不入时，却使人肃然起敬。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在学校，注意衣着整洁，决不蓬头垢面，即使在操场上活动，也没有赤背的。
（时光海 佟静洋）“要不，你走！”
我于1939年考入西北师院。袁先生给我最初的影响是他的爽朗、坦率和他那高瞻远瞩的眼光。我记得那是在“纪念周”上，他给同学的人学教育是很独特的，他说：“同学们愿意从事教育，我很欢迎；但是，如果你们不愿意也不要勉强。”又说:“你们现在还可以选择：如果愿意，就要从现在起安下心来培养自己的专业思想。如果不愿意，那就应该是斩钉截铁的一句话，要不，你走! ”他的“要不，你走!” 这句话，在新同学中，引起很大的反响。很多同学，在很长时间之后，还用袁先生的话警告着：“要不，你走!”他的这句话，至今仍时常在我的脑际萦绕。 “我，不需要解释！”
袁先生由城固来到兰州，举办了一场游艺晚会。那次晚会规定参加的人必须购票，但在抗战艰苦的年代，长期以来，已形成一种习惯，游艺晚会都是自由参加，突然决定买票，同学们很不习惯，甚至认为是错误的。所以，在晚会进行的过程中，有不少同学就在礼堂外面喊叫，有的同学甚至往窗口投石子，撕破窗纸，当时一片混乱。在混乱中，有的同学大声喊：“袁大个，你出来!”在那种情况下，多数人认 为袁先生是不会出来的。出人意料的是，袁先生高大的身影在人丛中出现了。他的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气和流畅、响亮的北京话，至今使人感到他好像仍然站在你面前一样。有人想替袁先生解释：“卖票不是袁先生的意思。”袁先生立刻说: “我，不需要解释!”袁先生说的“我，不需要解释!”这句话，说明他是多么正直，多么坦率。他的临危不惧和敢于负责的精神又是多么令人钦敬和难以企及啊！
（王志宏）袁先生说：兰州有三大好处
（一九六二年，周恩来、邓颖超同志请甘肃师大副校长袁敦礼教授一家到中南海做客时留影）
我和袁先生的认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我们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身体细高，学者风度，目光有神，思想锐敏，说话果断，态度从容。一开始就引起我对他的尊敬。
那时，他已是全国闻名的体育专家、教育家、有威望的教授。在全国体育界和教育界，很少有人不知道他。当时， 袁敦礼、董守义、马约翰、吴蕴瑞和郝更生等被人称为体育界的五大泰斗。全国解放后，据说只有郝更生一人跑到台湾去了，其余都留在国内。
1950年底，我到兰州西北师院工作。在我们相处共事的将近20年中，有几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这里只说一件。1951年初，我们刚到兰州不久，住在学院十里店宿舍。宿舍是泥王房子——草泥顶、土墙，纸糊窗户，条件是艰苦的。袁先生家也住这样的房子。有一天晚 上，袁先生的爱人赵玉琨邀我们到他家里作客。袁先生见面第一句话，就对我们说：“别看这房子土，比上海的高楼大 厦来说，确实有它自己的特点，冬暖夏凉!”他这句风趣的话，说得大家都笑了。当时，在座的还有董守义先生。
在我们吃饭的过程中，我才知道，国民党逃奔台湾时， 曾动员他去，因周总理辗转捎信劝导，他遂决定离开北平， 蛰居杭州，等待解放。后来，受我院前代院长李化方先生的邀请，来我院任教。
来兰州是他旧地重游。解放前他就在西北师院工作过。 他对兰州比较熟悉。因此，他向我介绍了兰州区的情况。 他说：“兰州有三大好处：一是气候好。冬天不太冷，夏天又凉爽，秋天时间长。与北京处在同一纬度，有点像北京， 但又没有北京夏天那么热。可以与昆明媲美，各有所长。二是土壤好。兰州瓜果多，如水果有冬果梨、软儿梨、吊蛋梨、苹果和蜜桃等；瓜类有西瓜、白兰瓜、金塔寺瓜、脆瓜、香瓜和铁蛋等，品种繁多，味道鲜美。三是黄河水好。别看黄河水是黄泥汤，可黄河水是很甘甜的。”他给我们每 人泡了一杯他从杭州带来的龙井茶，这种茶纯净清绿，颜色碧透。他又风趣地说；“这种绿茶，除了杭州虎跑泉的水, 只有兰州的黄河水泡这种茶是最好的。”我对品茶平常没有什么研究，但给他这么一说，我就试着喝了一口，真是清香爽口，味道确实不错。为什么我要引述他的这些话呢？ 一方 面是说明袁先生平易近人，对人热情诚恳，而且是颇具风趣的；另一方面是要说明，袁先生对甘肃、对兰州和对我们西北师范学院是有很深感情的。他是热爱兰州、热爱我们西北师范学院的。也正是由于他的介绍，使我受到感染，增加了 对兰州的好感。事实上，经过不断的生活体验，使我们也就逐渐爱上了兰州。这个印象是很深的，使我永远不能忘记的。
（王明昭）与体育事业的不解之缘
袁敦礼足迹遍及全国各地，但他从事体育教育事业的大部分岁月是在西北师大度过的，在这里，他先后工作生活了 21年之久，直到别离人世。
1950年袁先生从美国回国后，再次来西北师院任教。先生在体育系担任体育理论、人体解剖学、人体生理学、生 物化学、体育史和全院学生卫生课的教学。由于袁敦礼教授知识渊博，教学严谨，理论联系实际，深受学生们的欢迎， 在全院享有很高的声望。
1954年，体育系从西北师院分出，组成西北体育学院， 即现西安体育学院。袁敦礼教授留在西北师院任公体教研室主任兼学院体委副主任。当时正值全国学习苏联教学经验时 期，袁敦礼教授亲自带领全院体育教师，认真学习苏联学校体育教学计划、大纲、教材，结合学院实际进行教学改革， 从而提高了体育教学质量和各体育代表队的训练水平，全院课外体育锻炼也出现高潮。在体育系分出成立西北体院时， 体院负责人再三要求袁敦礼去该院任教，因工作需要，最后商定，袁敦礼教授每年去西北体院讲学一次，他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决定。在西北体育学院讲学时，也深受师生们的欢迎。
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右一)、甘肃师范大学副校长袁敦礼(右三) 等观看兰州地区大学生篮球赛(1965年）
1956年，西北师院成立了体育科，袁敦礼教授任科主任，当时生物系解剖生理教研室教师严重不足，为了解决这 一矛盾，院领导任命袁敦礼教授兼任生物解剖生理教研室主任，选留了四名毕业生进行培养。袁敦礼教授除做好体育科主任和解剖生理教研室的领导工作以及繁重的教学工作外， 不辞辛苦，亲自指导青年教师学习、备课、作实验，使这四 名青年教师很快得到了提高，成为教学骨干。
1958年体育科又从西北师院分出，组成了兰州体育学院，袁敦礼教授任兰州体育学院副院长，负责全院行政、教 学、科研、建院等工作。
1961年在国家“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八字方 针指导下，兰州体育学院撤销合并到甘肃师范大学成立了体育系，袁敦礼教授任甘肃师大副校长兼体育系主任。《高教六十条》下达后，袁敦礼教授参加了教育部和国家体委召集的体育院系各课程教学计划制定工作，受命编写体育理论教学计划和大纲，经体育院系专家讨论后，在全国体育院、系 施行。这是我国解放后自己首次制定的体育院、系统的教学计划和大纲，对改革体育理论教学做出了贡献。
袁敦礼教授博学多才，除了在体育事业方面有很大的贡献外，在其他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在西北师院工作期间， 他担任西北师院建筑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在他的指导下， 1953年设计了西北师院总体建筑设计方案，这个方案得到 了有关专家和上级设计部门的称赞。
（本文摘编自于耀编写的《体育学家袁敦礼教授传记》）吾人所为体育者，乃为人整个机体之教育
袁敦礼先生是我国现代体育教育事业的主要创始人。在开展体育运动的指导思想上，袁敦礼先生大胆突破了当时人们狭隘肤浅的见解，独具匠心地指出：“体育是社会文化的一种，确具陶冶品质之价值，故体育亦应以传达文化和创造文化为目的。”“体育活动无处不有个性之表现，及情感之抒发，且无不与社会价值，道德标准，人与人之关系相联属。” 认为体育除了强身健体之功能外，更能培养人们勇敢、顽强、果断、坚毅、豁达、进取等高贵品质，有助于增进人的道德观念，公民意识，促进人际关系和谐发展。袁敦礼先生 一贯视体育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吾人所为体育 者，乃为人整个机体之教育。其所以有别教育二字者，乃示明其特殊方式而已”。指出体育教育所培养的，不是单纯的运动技术专家，而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三育”并举的 人。在体育教学理论上，袁敦礼先生十分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认为“只学理论，则只能是纸上谈兵，而只学技术， 难以精益求精，缺乏理论依据。只有两者得兼，才能成为优秀体育教师”。袁敦礼先生的这些思想，至今仍闪烁着科学真理的光芒。
在西北师院任教时，袁先生严把招生质量关，要求体育系学生文化水平必须达到其他系科标准，人校后精心培育, 严格管理，设置了多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科目供学生选修。并鼓励学生在学习的同时为非体育系的学生辅导体育项目，为学校和社会的体育活动服务，以增强实际能力。发挥体育的社会价值
为此，他积极组织开展群众体育运动。在北师大、西北师范学院工作时，由于他的大力提倡，校内体育运动空气十分浓厚，群众体育活动十分活跃，形成了人人参加体育锻炼，定期召开校运会的良好风气。他组织成立了北京中学以上体育联合会，作为会长积极组织各类校级比赛。他曾任中华体育协进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组织主持了多届华北运动会、全国运动会。1936年率我国体育考察团赴柏林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解放后，还推动和组织西北军区体育运动会及西北运动会，并担任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为开展和普及我国群众体育运动会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和贡献。
后人有联颂云：
弘扬师道伦常，立己立人名垂百世；
培植体坛桢翰，强身强国德配千秋。
领风气之先的人
敦礼先生一生勤奋好学，凡有益于教育教学的知识，无不悉心搜求。解放前，校内资料较少，每有新的资料，他都先睹为快，并将其中有价值的推荐给教师阅读。为了教育， 他从北平到西安，西安到兰州，奔波千里，不辞劳苦，为了学校发展，曾多次倾囊购书，捐赠学校，以资使用。就在十年浩劫，身受迫害之时，他在弥留之际，还同样嘱托家人 “将所有书籍赠给西北师院图书馆”，可谓赤子之心，历劫而不改。对于有关卫生、生理及体育方面的书籍，更是深人钻研、不断充实自己。1952年，年届花甲的袁敦礼先生为了开拓视野，还参加了俄语突击学习班。仅用20天时间就粗通俄语，并在此基础上翻阅了一本俄文版的运动生理教材， 使学生了解到运动生理学最新的科研成果。
袁敦礼先生致力倡导现代电化教育。1945年，旅美讲学期间，他从美国聘回电化教育专家葛泽教授，并购买了电 化器材及影片，在北平师院组成有14名教授和各附属学校 校长组成的电化教育委员会，负责学校的电化教育领导工 作。学校设立了电化教育馆，并开设电化教育选修课，培养电教专门人才，可谓领风气之先。
不搞特殊的师长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十分艰苦，袁敦礼先生一家9 口人靠先生一人的薪水支撑。孩子连布鞋都穿不上，只能穿草鞋。虽然如此，他还关怀难民收容所送来上学的孩子生活，时常接济他们。1944年，西 北师院刚迁到兰州，房子较少，学校总务部门为照顾他家人多，分给了两套住房。但他坚持拿出一套给本系一位教师和一位职员居住。1959年任兰州体院院长时，他和夫人仅住在一间15平方米的房子里，袁敦礼先生手迹既当办公室，又当宿舍、厨房，一次路经郑州了解招生情况，他坚持和青年教师住在一 间大教室里，不搞特殊。50年代末，他因积劳成疾住院治 疗，考虑到国家经济困难，都是自掏医药费。
他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学生却是关怀备至，悉心培养。 清晨，他站在瑟瑟寒风中，默默观察操场上学生晨练的背影，为日后指导学生掌握第一手资料；晚上，他不顾一天劳累，到教室和学生一起学习、钻研；节假日，他带着学生远足、登山，或到城市、农村搞社会调查。60高龄时，他在外出时还和学生一块睡大教室。对于学生的学业和做人，他更是耳提面命，谆谆教导。他曾给一位离校工作的学生留言： “君在校四年，无日不在勤奋努力中，本此精神服务社会， 何患事业之无成。”极大地鼓舞了学生去克服困难，开拓奋进。
（徐兆寿 徐延海 整理）
来源：《西北师大逸事》 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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