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个特殊的年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两个百年”的交汇点，也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报告文学积极响应历史和时代的感召，一面将笔墨伸向历史深处，一面将文字聚焦现实，集体发力，创作推出了一批社会反响较好的作品。
“新红色创作”备受关注
党和政府组织了一系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活动，在全党开展了党史学习教育。为了适应现实之需，呼应时代的召唤，报告文学涌现了一批立足新时代、回望历史、昭示未来的革命历史题材的优秀之作，讲述红色故事，赓续红色基因，可以称之为“新红色书写”。有些作品直接聚焦重大的历史时间节点或历史转折点，描写在特定的历史年代发生的重大红色事件，以文学笔法书写年份“断代史”。譬如，丁晓平的《红船启航》以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作为描写对象，讲述了一个如今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如何从浙江嘉兴的一艘小小的红船开启其伟大的起点，并且从此不断走向胜利。回溯了党的建党历程，同时梳理了百年来人们对嘉兴红船和建党历史的关注、学习、弘扬，以及嘉兴如何传承红船精神，艰苦奋斗，实现全面小康的历程，突出表现了红船精神也是建党精神的重要组成。他的《人民的胜利》则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为了共襄建国大业，党和国家如何进行全面运筹，着重描写了共和国创立诞生的历程，刻画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光辉形象。再如，海江、凌翼撰写的《孕育》则聚焦北京、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密不可分的关系展开叙述，以红楼为中心，以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为历史背景，刻画了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鲜明形象。
还有一些作品则聚焦百年党史所积淀下来的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成就，围绕描摹与弘扬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展开创作。铁流的《靠山》凸显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主题，表现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伊始便以人民作为自己最大的靠山和根据地，依靠人民不断取得革命的胜利：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到长征，再到陕北延安岁月，直至西柏坡进京赶考，从抗日战争全民同仇敌忾、全力支持抗战，到解放战争老百姓推着独轮车将百万大军推过长江去，广大人民群众踊跃支前，确保了这场人民战争最终的胜利。唐明华的《乳娘》讲述的是抗战时期沂蒙山区妇女无私地为200多个八路军子女提供母乳哺育长大并为此不惜付出巨大牺牲的动人故事，讲述了党和人民、军队与人民的鱼水深情。
其他如胡启明的《信仰——韶山中共特别支部百年历程》、谢友义以农民运动领袖彭湃为主角的《赤魂》，以及钟兆云以解放后福建东山县委书记谷文昌为主角的《谷文昌之歌》，何建明以牺牲在上海街头上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和建国前牺牲的一批烈士为主角的《革命者》等，旨在传承建党初心，重温历史担当，刻画党员英雄形象，彰显信仰伟力，都是献给建党百年的应时之作，同时也都是对历史往事的深情回眸，留下了富于教育意义的革命历史读本。
百年党史、革命历史题材十分丰厚，还有诸多领域有待深入开掘，同时，这类创作在思想性及艺术性上还有待极大提高。电影《长津湖》的热映，让人们触摸到了红色历史题材的温度与热度，也让人看到了革命历史书写是能够获得脍炙人口的效果的。随着越来越多历史档案及文献资料的日益披露，历史真实越来越如冰山出水、水落石出，相信必将会不断涌现出更多更厚重、更真切可感同时也更能启人思考、育人心灵的大作力作，甚至出现堪称革命史诗性的作品。
脱贫攻坚、“新乡村书写”方兴未艾
2021年是我国全面小康胜利完成之年，从2020年至2021年，集中涌现了一大批直接记录全面小康的优秀之作，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创作热潮。可以说，从全国14个特别贫困集中连片地区到凡是有脱贫攻坚任务的地区，都有报告文学作家采访的身影，都创作发表了相应题材的纪实作品。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少有的事情，也是当代文学史上相当罕见的一个创作现象。
何建明的《诗在远方》，聚焦闽宁协作，讲述宁夏脱贫攻坚艰苦卓绝的历程，特别是“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通过采用“吊庄”——整个村落集体搬迁重建这种特殊的方式来实现整体脱贫，堪称国家的非凡魄力之举。作品同时描写了闽宁对口支援、东西协作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独特的经验和启示，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电视剧《山海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王宏甲的《走向乡村振兴》，则分别采用贵州毕节和山东烟台等地的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来阐述广大乡村如何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凝聚起集体的力量，党和人民同心携手实现乡村振兴的故事，提出了许多富于现实意义的思考，特别是指出，在乡村振兴中应该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紧紧把人民团结凝聚起来，依靠合作和集体的力量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发展。这是一部立足现实、立意深远的作品。卢一萍的《扶贫志》聚焦十八洞村的脱贫故事，进行解剖麻雀式的书写；蒋巍一头扎进贵州的大山里，继《国家的温度》之后，推出反映脱贫攻坚的作品《主战场：中国大扶贫——贵州战法》。潘灵、段爱松的《独龙江春风》，徐剑、李玉梅《百万大搬迁》，杨文学、杨牧原《百年沂蒙》以及马步升《滚石上山——散点透视陇上脱贫攻坚》等，分别聚焦不同的老少边穷地区采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实现摆脱贫困、走向小康的艰辛历程，为时代铿锵前行的脚步留下了文学的印记。
欧阳黔森的《江山如此多娇》，是一部身入、心入、情入的带有体温的作品。为了采写和全面反映贵州全省脱贫攻坚战壮丽画卷，他跋山涉水深入老少边穷地区，从乌蒙山区到武陵山区，从革命老区到高原边地，从娄山关“七十二道拐”盘山路到毕节、遵义、铜仁、安顺等各个地方。有时为了采访，他甚至自己开着车漫无目的地往越偏远道路越难走的地方行驶，走到哪里采访到哪里。这种随机的即兴的采访，为他的体验生活和全面深入地了解贵州彻底摆脱贫困的真实场景与真相非常有帮助。每到一地，他都迅速地和自己的采访对象交上朋友，打成了一片，注重倾听他们的讲述和心声，从而采集到那些最真实的百姓的心里话。作品中运用了大量老百姓的山歌、民谣和口语，包括老大娘编的歌曲。譬如，他用赫章县老百姓的一首民谣，来描述当年农村生存条件之恶劣：“山高水冷地皮薄，气候灾害异常多；耗子跪着啃苞谷，种一坡来收一箩。”引用老大娘浅白生动的话来反映脱贫攻坚给农村带来的幸福生活：“你把家庭搞富了，老婆不会和你吵；你把家庭搞好了，老婆也就不会跑。”
欧阳黔森的写作也是一种思想和灵魂在场的写作。他在采访调研贵州翻天覆地的脱贫攻坚时代变革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思考，追根溯源，探究变革发生的缘由、经过和创造提供的经验，以及乡村小康之后往哪里去的问题；思考党的初心和国家的初心，思考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旨归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也思考探析领袖和百姓的关系等等重大课题。运用今昔对比的手法，描绘脱贫攻坚战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在20世纪80年代，贵州不少地方的贫困面貌就像毕节赫章县的海雀村一样，苦甲天下，一如新华社记者刘子富笔下的那样：女人因为没有裤子穿而无法出来见人，老百姓没饭吃揭不开锅，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对党和政府有怨言，没有一个人上访，没有一个人向国家伸手，也没有一个人外逃，尽管贫困交加，他们反倒责备自己不争气。遵义县枫香镇花茂村原名荒茅田，以前，这里没有花，见不到树，环境脏乱差。通过政府主导的改环境、改厨房、改厕所，通过扶贫，老百姓生活转变，环境生态变好，现代化设施引了进来，花茂村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花繁叶茂的“百姓富、生态美”的美丽乡村。铜仁万山区是一座资源枯竭型城市，原来依靠汞矿的开采而曾经大红大紫令人眼红。但是，当资源枯竭之后，汞矿职工穷困潦倒，甚至不得不去偷农民地里的红薯来度荒。在国家扶贫扶持和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发展战略的推动下，万山区通过农、文、旅一体化开发，建设农业博览园，开展合作社养殖种植，发展电商，解决百姓住房，从而使这座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老百姓逐步过上了小康生活。这些鲜活的事例证明，即便是在那些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通过脱贫攻坚的大决战，也能让老百姓的生活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作者不仅书写农村生活面貌的变化，同时也进一步描写老百姓在扶贫脱贫过程中精神面貌的变迁。许多老百姓原来不争气，躺在床上等国家扶持，“等靠要”，到后来则变成了自己主动要求脱贫，积极作为，争气奔小康。作者特别擅长采用点、线、面结合的手法。欧阳黔森描绘贵州全省的脱贫攻坚事业不求面面俱到，而是着重选取了几个有代表性的地点：遵义的花茂村、毕节的海雀村、安顺的磨满村、娄山关的盘山路、铜仁的万山区、正安县等，每个地点都代表了一种类型的脱贫攻坚故事。
作者对党和国家的政策理解得相当透彻，《江山如此多娇》特别注重突出作品高远的立意和宏大的主旨。这就是，通过描写脱贫攻坚战，大力彰显党的为民谋福的初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主题。从1985年习仲勋副总理在刘子富的“内部动态清样”上作出带三个感叹号的重要批示，要求解决毕节百姓的生活困难问题；到胡锦涛担任贵州省委书记和总书记时对毕节和贵州特别的关注，大力推动其创新发展；一直到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领导的脱贫攻坚大决战，都是为百姓谋幸福，为了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落下地带领全体百姓脱贫致富。尤其是对于贵州这样一个全省88个县里有66个县是贫困县，有武陵山区和乌蒙山区两个特别贫困集中连片地区，脱贫攻坚任务尤其艰巨。但是，从上至省委书记，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一直到各乡镇党委书记、村支书，和一位位的扶贫干部、驻村干部，大家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终于带领百姓在2020年如期完成了脱贫攻坚这项艰苦卓绝的任务，赢得了老百姓普遍的衷心的拥戴。为了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基层干部含辛茹苦，不屈不挠，他们自称为“五皮干部”：硬着头皮，厚着脸皮，磨破嘴皮，饿着肚皮，跑出脚皮去工作。市委书记则这样表态：“群众搬迁到哪里，党组织就建到哪里；搬迁群众在哪里，党员就在哪里。无论有多么偏远，无论有多少困难，哪里有贫困，哪里有危机，哪里就有党旗在高高飘扬。”遵义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聚焦“六个精准”，全面摒弃“搞盆景”、“路边花”、形象工程等一切形式主义，既不降低标准，也不吊高胃口，实行人盯人战术，切实推进精准扶贫和脱贫工作，反复检查考核自己的“答卷”，从而确保给人民交出分值更高的答卷。老百姓则用最朴实的语言表达了他们真诚的感恩感激之情。他们说：“辛苦了共产党，幸福了老百姓。”
脱贫攻坚是我们生逢其时的一大时代巨变，全国广大作家纷纷拿起笔来，深入生活，深入贫困最前线，采写鲜活的创作素材和人物故事，写下了一批优秀的报告文学，为这个时代留下了鲜明的小康印记，也为我们民族留下了一段珍贵的史记。这，既是作家的自觉担当，也体现了作家的家国情怀。
记录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历程，反映乡村新变化、新气象，刻画农村新人，这实际上是一种新乡村书写，是新乡土文学的重要组成。作家笔下的农村、农业、农民都是新的，农村的文明水准、农民的精神气质比过去都有了明显的提升，都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此类作品的创作必须克服同质化、类型化、概念化缺陷，还有待更深入更用功的开掘和提炼。深潜生活、甘坐冷板凳的报告文学作家是有望写出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和《创业史》来的。
现实热点焦点题材作品引人注目
社会的热点焦点疑点难点重点话题，通常都是报告文学创作的重要对象，也是容易引起读者共鸣的创作主题。鳏寡孤独残等社会弱势群体是容易被人们忽略的角落，但却是文学之光应该烛照的领域。彭名燕《用爱吻你的痛》聚焦社会救助事业，关注那些因病、因贫、因灾等陷入困境的群体，彰显传递社会大爱。杨辉素《给流浪儿童一个家》以石家庄儿童救护中心为描写对象，讲述如何帮助流浪儿童重寻家的温暖。还有如张一涵《天下无孤》等作品，也都聚焦孤困儿童等类似主题，呼唤社会慈善和志愿救助精神，对于爱和善的传承都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精神性疾病是当下社会一个相当普遍而且严重的课题。李兰妮的《野地灵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用自己的方式处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人和世界”的问题，“我”和外在于“我”的这个世界的关系。李兰妮的写作从自身出发，从精神的痛楚和身体的疼痛出发，努力去寻找一种拯救自我的路径，最后找到了“爱”和“家”，认为爱就是无人旷野之中的一点光、一星灯火。李兰妮的写作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写作。这次她作为患者先后住进了广州市惠爱医院和北京市第六医院一南一北两家精神病院，深入地去感受、体验、观察身边的那些精神病人，也观察医护人员、护工，还观察精神病人的家人。她是一个高明的故事讲述者，她笔下的每一个人物虽然笔墨不多，但都很生动，像娃娃的爸爸、娃娃的妈妈，他们对待娃娃婚恋的阻挠及其带来娃娃性情的大变，文字不长，却很鲜活、生动；像护工小满、芬姐，通过描写其言语和举动，个性亦跃然纸上；像性情泼辣的潮汕人吴太和她那“虚情假意”看似理亏的丈夫……她总是带着同情心和同理心去感受和体验他人的痛点，她实际上就是感同身受，换言之，她本身就是一名患者，倾情倾心地去感受那些正在遭受精神疾患同时遭受“健全人”偏见歧视的病友们的痛苦以及他们心灵的创伤，试图以共情或共鸣去理解这些同类同胞，完全融进并理解这个健全人并不真正了解的特殊的人群。譬如那个嗜睡的10岁男孩“小迷糊”、那个见了靓女就流口水以至骚扰保姆的老人、那个喜欢不时地照镜子的“厨师”……这些深受疾病困扰的人们。因此，这样的写作除了是一种自救，也是在救人，是自渡，也是在“渡人”。这也可看出李兰妮的悲悯情怀或慈悲心。李兰妮自己就生活在精神、心灵炼狱式的处境里。她是在“低于地面”的生存处境中，去努力寻找“飞翔的翅膀”；在黯淡无光的旷野上去寻找一星灯火。在《野地灵光》中，她就像一名卧底记者、一个“潜伏者”似的住进了精神病院，而后不惜以身试治、以身试药，包括尝试物理治疗，接受电击，然后献身说法，以自己的治疗经历来阐述精神病人应该如何护理、如何走出康复之路，如何找到一条自我拯救的路。李兰妮以病人身份生活在精神病院，接受精神治疗，她的写作更具体验性、可感性和说服力。李兰妮存在的意义，不仅是一名从事灵魂塑造的作家，而且是一名“带病生存”的精神障碍患者。她正像一盏灯或者旷野中的一点星火，让很多抑郁症患者包括有类似精神疾病的人在艰难的生存中看到希望、看到光明，感受到温暖和力量。中国有数以亿计的精神障碍患者。李兰妮所做的工作具有一种“同伴教育”的意义和价值，它可能比医护教育更有效。我们常说，医学医身，文学医心。文学和医学具有相似的地方，“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文学写作，特别是像李兰妮这样触及心灵、触及灵魂和精神的写作，都具备这样的功能和价值。
故乡发表的《走出心灵的地狱——抑郁症调查实录》是对抑郁症调查实录，也是一份真实有据的抑郁症患者报告，意在引起公众对这个群体的关注并伸出援手。
还有，如龚玉的《当你老了——我陪老伴的求医经历》等关注社会老龄化、关注老人特殊的生存需要。李燕燕的《我的声音，唤你回头》关注中国女性所遭遇的各种违法侵犯行为，以及如何为捍卫自己的权益而抗争。丁一鹤的《绝对控制》聚焦网络诈骗问题，杨丽萍的《舌尖下的中国外卖小哥》关注“困在网里”的快递员的生存，陈启文《中国饭碗》叩问中国粮食安全，等等，这些都是重要的乃至重大的社会课题。作者们的真实反映与描写，定会引起公众的关切和思考，有助于推动相关问题的正视与解决。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主题的报告文学创作成果陆续推出，为这一划时代的历史大事件留下了一份份珍贵的文学证词。包括纪红建的《大战“疫”》，普玄的《生命卡点》，曾散的《青春逆行者》，李朝全的《武汉保卫战》《隔离记》，侯国龙的《疫线突击——2020年武汉公安抗疫纪实》，朱金平的《英雄之城》，韩生学的《生命大决战》，田家村的《无法阻挡的春天》等，分别从全局或局部出发，进行全景式反映或者散点透视，或者聚焦重点地域的疫情防控战，并对疫情大灾进行反思，提出警示。新冠疫情还在进行时，因此对此的描写和思考尚未有穷期，报告文学还可以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挖掘与思索，留下更多的“信史”，同时也为人们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启示。
生态报告依旧成绩突出。对于珍稀动植物的保护主题的书写，如余艳关于丹顶鹤保护的《春天的芭蕾》、连忠诚关于国宝级珍禽保护的《大别山：一家人的朱鹮保卫战》，还有李青松《相信自然》对于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环境及生态保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情景的美丽描述，都很生动可读。何建明的《德清清地流》描绘浙江德清县在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生动实践，探讨要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和生态建设的双赢。古岳的《源启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诞生记》聚焦三江源的生态和水土保持，任林举的《净土之净》、冯小军的《八步沙的故事》关注甘肃的生态保护，都是今年在生态报告文学创作方面取得的新成绩。
生在中国，身为作家，理当为时代和人民书写。因此，聚焦现实中国，仔细地调查研究社会现实和问题，从中开掘报告文学创作的素材和主题，是作家们义不容辞的职责所在。报告文学是有力量、有战斗力的文学，它应当直面现实，并对现实发言，为人民发声，同时应具前瞻性、预见性，致力于写出这个时代的痛点，预判社会的“病灶”，提示和引领人们应当注意、警惕和关切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参与推进现实的变革和历史前行的进程。
对于时代英雄的赞歌更加入脑入心
英雄是时代最闪亮的坐标，镌刻着一个民族精神的高度。时代楷模、最美人物、道德模范、改革先锋、七一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等，纷纷成为报告文学作家创作的热门主题及对象。今年，这方面的书写在有关主流报刊的助推下继续兴盛繁荣。紫金的《大地如歌》聚焦北京恩济庄派出所已故普通民警高宝来的生平故事，讲述了一个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雷锋式的新时代警察的故事，像一盏灯照亮了居民，照亮了人心，感人至深。阮梅的《一个女孩朝前走》、李春雷的《秀儿》刻画青春陨落的扶贫干部黄文秀，感人至深。通过倾心办教育把上千名贫困地区的女孩送出大山的张桂梅的故事，传遍了大江南北。木祥的《张桂梅，用生命点燃希望之光》和李朝德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寻找坚守的答案》等都是对张桂梅及时的刻画和塑造。袁隆平今年不幸去世，陈启文发表了《中国海水稻背后的故事》《永远的袁隆平》等作品，都是在向这位“杂交水稻之父”致敬。还有，黄传会的《仰望星空》塑造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孙家栋的鲜明形象。宋明珠《端水打井的人》还原铁人王进喜这个共和国历史上的英雄模范，生动传神。长江的《97颗星，我送你们去太空！——记中国卫星燃料加注师白崑顺》《咬定青山——记95岁入党的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李桓英》，分别以中国卫星燃料加注师白崑顺和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李桓英为主角，刻画的都是优秀党员的典型代表。
为了向先进党员致敬，《人民日报》专门开辟了“逐梦·致敬功勋党员”报告文学专栏，逐一发表关于中央首次表彰的29位“七一勋章”获得者的生动事迹，《光明日报》开辟了“中国故事”专栏，接连发表多篇关于时代楷模的报告文学短章，《人民文学》开设了“最美奋斗者”专栏，刊发了如记述可可西里藏羚羊守护者索南达杰故事的《太阳湖》，高鸿关于最美奋斗者窦铁成故事的《匠心筑梦》。《中国作家·纪实版》持续不断地设立“时代楷模”专栏，发表了李金山的《桃李不言——时代楷模段江华的故事》、欧阳伟的《火焰蓝 再出发——时代楷模望城区消防救援大队纪实》、胥得意的《心与心没有距离》等。啄木鸟刊发了张宝中的《人民的保护神——“漳州110”纪事》。
这批作品对于时代楷模、英雄人物的描画、讴歌与赞美，有利于在全社会大力弘扬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张扬刚健、朴实、有为的时代新风，打造坚韧顽强、积极主动、勇于担当的民族精神。
为时代留下信史
历史题材创作大有可为。譬如，赵韦的《国家至上》描写陕西火箭固体燃料研究所的历史，讲述了那些为航天器提供动力的幕后工作者们默默无闻的牺牲与奉献，其中不乏如电影《我和我的父辈》里所演的火药雕刻师的那种悲壮的故事。电影人物的原型就是固体燃料所的时代楷模徐立平。鹤蜚的《热血在燃烧——大三线峥嵘岁月》聚焦当年“大三线”建设者在贵州六盘水山区度过的艰难岁月，表现他们所做出的“三献”牺牲。历史题材的文学书写具有提醒和昭示功能，一是提醒我们勿忘过去，牢记历史，二是可以以史为鉴，启发现在，昭告未来，让人们从历史中不断地汲取营养和力量。
2021年报告文学创作的基本经验是，我们的作家已深切地认识到，自己正身处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革的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不懈奋斗，旨在全面建成现代化国家的宏伟愿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这一切都是顺应历史发展大势、自觉把握历史主动的担当与作为。它体现和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回应了人民的召唤、期待与渴盼，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朝气勃勃、欣欣向上持续稳定的发展态势之中。作家要和时代站在一起，要和历史正确的一方站在一起。作为时代书记员和历史记录官的报告文学作家更应如此，要主动深入时代，深入生活，去发现和捕捉历史发展的契机、历史变革中那些动人的人物和故事，为时代留信史，为历史留下生动的文学印记，自觉担当，积极践行自己的文学使命，用作品记录时代，刻画英雄，书写人民，表达历史大势，传递人民心声，锻造文学经典，对世道人心起到助益作用，同时为民族国家社会的未来发展昭示方向与道路。在表现党领导人民顽强奋斗的同时，彰显社会主义、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精神，传递理想信念的力量，凝聚鼓劲，慰藉温暖，以文学的方式抚慰心灵，激发斗志，汇聚精神力量。正因为党、国家和人民是紧密统一的整体，利益高度一致，完全顺应了历史正确的发展方向与潮流，故此，作家们都自愿自觉地投身到百年变革的历史与现实的书写之中，投身到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现场，无论是在抗疫一线，还是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主战场，处处都活跃着报告文学作家，他们在生活中挖到了无比丰富的创作的矿产和深井，发现了无数值得用文字留存的人物和故事。这，已然成为新时代报告文学创作的主流与趋势。
拒绝二手创作、二等文学
报告文学不是二手文学。报告文学之所以被称为报告文学，是由于其脱胎于新闻，具备新闻性，具有同新闻采访、新闻作品相似的特征，包括资讯性、真实性、时效性、现实性等。但是它同时又是一种文学样式，因此，报告文学应该是一种新闻采访、资料文献梳理和艺术创作、艺术加工的有机统一。纯粹从历史资料、回忆录、文献档案、报道通讯等间接的、二手的“故纸堆”文字材料中去爬梳、重写或重叙历史往事，这样的作品严格来说并非报告文学，它可能只是一种历史纪实或非虚构作品。但是，由于其缺乏现场感与在场感，缺乏深入的第一手的采访，并结合在场的感受、体会与感悟，因此可以称之为二度写作或二手创作。这种纯粹的二度写作是报告文学应该反对、不应倡导的。
当然，报告文学更不应沦为二等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体裁，优秀的报告文学应该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应该是时代主题、新鲜故事和典型人物的完美展现，具备对于现实中国、现实世界的深切关注及对现实社会、现实生活的有效参与。优秀的报告文学同其他体裁的优秀作品相似，须注重锤炼和打磨语言文字，须精心谋篇布局，运用良好的艺术表现技巧及手法，同时须融故事性与思想性于一炉，具备引人、抓人、感人、动人和启人的价值。报告文学不排斥合理的艺术想象和加工。优秀的作家应当具备良好的感受力、想象力、思想力和表达力，作品才能有较好的感染力、感召力和影响力。报告文学须具现实针对性，它写的是“昨日之事”，但却服务和作用于“今日之人”，追求史志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当然，最根本的是，报告文学须遵循真实性这一底线和生命线。它通常题材新颖，具有新闻性特征，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有力量的文学样式，是一种“活的文学”，它应当具备人间情怀和人文关怀，有助于世道人心，是有艺术表现力、有文学感染力的一种体裁样式。
当下报告文学创作的主要弊端在于：多半的作品属于邀约写作和命题作文，许多作家在自己写作的惯性轨道上滑行，用自己“驾轻就熟”的手法或写作模式来创作，具有某种套路化写作的倾向。邀约写作本身并无对错、高下之别，关键在于创作者须有足够的创作定力，要始终把握创作的主动和独立性，写出属于自己的“这一个”。还有不少作家在采访时，并未深入现场、接触到具体的当事人，未曾面对面地进行深入的交谈、了解和调查，而常常止步于邀约方所提供的新闻报道、宣传材料、工作总结等，从这些亦可称为间接的或二手的材料出发再进行文学的加工，这是一种省事、省力、省心的做法，也是报告文学的一种惰性写作。
在写作上，不少作家“躺平”在自己的“舒适区”里，以自己采访的时间顺序，用移步换景式的采访口述实录，直接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为线索谋篇布局。这也是一种讨巧、省力的写法，但这种写法难免流水账之嫌，其代入感、艺术性等都可能存在很大的疑问。
还有一些作家因为接受邀约写命题作文，在创作上缺乏自主性，对作品缺乏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提升，往往止步于单向度的“颂体报告”，乃至于沦为宣传品、表扬稿而丧失了文学性和艺术性。此类作品或被讥为“广告作品”，但其发表时却冠冕堂皇地打着“报告文学”的幌子，因而常常为人所诟病，极大地败坏了报告文学的名声。更严重的是，正是由于泥沙俱下，大量伪装的“报告文学”或缺乏艺术性、思想性和感染力的作品的存在，让“报告文学”日益受到非议乃至被视为“不入流”的文学、二等文学，论为一种不受人待见的东西。这些作品大多过于注重正面宣传而缺乏艺术技巧、缺乏讲好故事的能力，读来令人感觉乏味枯燥同时缺乏真实，无以让人信服。即便是一个英雄模范、时代楷模，其身上也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弱点，即便是一件好事、善事，一项伟大的事业也会存在某些缺陷和遗憾，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善于全面把握真实，完整地、立体地表现和塑造人物，创造出真正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从而引起读者情感的共鸣。
当下报告文学参与现实的能力明显削弱。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作品数量大幅度减少。反映社会问题、聚焦社会热点焦点问题的作品往往能够有力地参与现实，也容易受到读者关注和好评，但是近些年来，由于多半作家都忙于邀约写作，加上揭示问题存在较大风险，因此问题报告方面的作品数量较少。另一方面，不少作家在创作时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缺乏直面读者、直面社会的自觉，一些创作纯粹为当事人而写，为邀约方而写，而不是为市场、为读者而写，不接地气、不冒“热气”，因此这样的作品缺乏共情，缺乏人气。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报告文学是能够产生大作力作的。与时代和人民同行的报告文学创作，应该有能力透过现象、直抵本质，把握历史主动，揭示历史发展的潮流和规律，为这个时代留下与其相匹配的作品。
【作者简介：李朝全，出生于福建仙游，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任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入选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著有报告文学《国家书房》《梦想照亮生活》《梦工场追梦人》《震后灾区纪行》《少年英雄》《你也可以这么好》等。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人口文化奖、庄重文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