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的繁荣兴盛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话语权与文化的潜在影响息息相关，构建与本国发展地位相符的国际话语体系，成为新时代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进入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彰显民族精神、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等方面不断展现出独特作用，为创新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奠定了丰厚的文化基础。
电影《第二十条》的人物形象建构
武国叶 张奕
电影《第二十条》在2024年春节档播出后，获得了良好反响。作为一部普法电影，该片以我国《刑法》第二十条关于正当防卫的条款为背景，讲述了基层检察官在处理涉及正当防卫案件的过程中，坚持公正执法、捍卫法律尊严的故事。从符号学视角看，这部电影携带着丰富的符号意义，能够充分诠释“第二十条”的价值，捍卫法律尊严，达到普法目的。
皮尔斯“符号三元论”指出，符号由再现体、对象和解释项构成。再现体是符号呈现的形式，对象是符号要表示或解释的事物，而解释项是人对于符号意义的理解。解释项能够建立起符号和对象之间的联系，而符号则充当着思维和现实的桥梁。皮尔斯针对解释项提出“无限衍义”理论，因为解释项自身也可作为符号，唤起更进一步的解释，由此进行无限衍义。
电影《第二十条》立足于人民视角，为百姓发声，警示观众“法不能向不法让步”，要依法维权，通过丰富的符号要素完成叙事，达到普法目的。电影中有三个突出符号，分别是语言符号“第二十条”、以故事中涉案人员为代表的普通民众和以吕玲玲、韩明等人为代表的法律工作者两类人物符号，分别属于规约符和象似符。
语言符号：内涵丰富的“第二十条”
“第二十条”作为符号，指的是《刑法》第二十条关于正当防卫的条款，属于规约符号。电影中三个故事均起于“第二十条”，分别是公交司机见义勇为案，检察官韩明参照过往案件，对冲突中阻止不法行为致人受伤的司机提起公诉，致他判刑三年，后司机不断上访“鸣冤”；韩明之子见义勇为制止校园霸凌，却被要求向霸凌者道歉；王永强为制止村霸侵害家人而捅伤对方致其死亡，面临被以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电影最后，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三位当事人的正当防卫行为最终得以认定，以鲜活的案例对《刑法》第二十条的内容进行了诠释，维护了法律的权威。
根据无限衍义理论，解释项可作为新的符号不断开启新的解释项，同时解释项的存在可以说明电影符号的复杂性，使得即使面对与现实最为接近的象似符，在阐释时也会出现不同的答案。在该片中，规约符“第二十条”是片名，是法条，既是正当防卫的依据，同时也体现了观众心中对法律权威的敬畏、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精神，以及对公平正义的渴望等。“第二十条”在观众心中无限衍义，在带给观众情感价值的同时，产生了深刻的教育意义，使正当防卫法条深入人心。
电影符号是当代符号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其中最不可缺少的元素就是人物。人物的存在创造了故事发展的充分条件，让电影鲜活而有生命力。电影《第二十条》人物符号众多，逐步推动着情节的发展。影片通过对公交司机张贵生、检察官吕玲玲等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塑造，利用符号的模拟性，以个例符号诠释群体形象，人物形象鲜明、叙事完整、普法意义深刻。
人物符号：
信赖法律并追求正义的个人
公平正义是老百姓最朴实的法律情感期待。在电影《第二十条》中，公交司机张贵生、王永强之妻郝秀萍，以及韩明一家作为涉事案件中的关键人物，都是社会底层群众的代表。他们以平凡微小的力量，凭借坚忍的毅力，不断追寻社会正义的光芒，最终获得法律的认可和拯救。司机张贵生制止公交猥亵却被认定互殴，中学生韩雨辰制止校园霸凌却被要求向霸凌者道歉，村民王永强为制止村霸对妻女的侵害反杀村霸。从符号学角度看，这些人物是象征符，是无数遭受不法侵害艰难维权的小人物的再现。张贵生以故意伤害罪被判三年，出狱后不得已通过上访“讨公道”，希望见义勇为行为得到认可，恢复名誉，最终在上访途中因车祸而亡。韩雨辰坚持正确是非观，见义勇为制止校园霸凌，惨遭报复甚至险被行拘。王永强在妻子遭受村霸侵害，家人身陷危险之时反杀恶霸，事后妻女不断遭受威胁，妻子郝秀萍因维护丈夫权益拒签虚假协议被迫跳楼，想要通过牺牲自己讨一个公道。
影片以一个个象似符向观众诉说着普通人在面对不法侵害维权时的无助失声现象，尽管艰难，但他们内心仍然保持着对公平正义的期盼和对法律的希望，这是平凡人物对法律的信任和追求。最终，经过各方努力，张贵生被认定“见义勇为”，王永强被认定“正当防卫”无罪释放，他们都得到了来自法律的正义救赎。影片符号的塑造者向观众传递出依法维权的正确法治观念。象征符的运用更多需要调动人们的经验和体会，而这些小人物在不同观众的意识中继续产生更多意义。无论是法律意识的增强、对案件人物感同身受的同情，还是对法治的信任增强等，这些人物符号都将会不断衍生新的意义，给人以启迪。
人物符号：
为百姓发声的法律工作者
影片中，检察官吕玲玲雷厉风行，不畏强权与黑恶势力，坚守法律正义的形象，与韩明处事圆滑但最终坚定理想信念，找回为民执法、公平正义初心的形象深入人心。作为象似符，他们是无数法律工作者的再现体，是公平正义的代言人。吕玲玲坚决保护证人安全，在案发后为聋哑母亲郝秀萍和她的女儿安排住所，为顺利沟通学习手语，彰显了法律人的温情。她积极寻找证物，为正义奔走，只因坚信法律人“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别人的人生”。最终她经过不懈努力，找到了认定当事人正当防卫的关键物证，为案件的公正判决创造了条件。吕玲玲这个坚守公平正义，闪烁着职业道德和人性光辉的检察官形象，正是中国社会无数为正义发声、为法律代言的法律工作者的再现。
与吕玲玲不同，影片中另外两名检察官韩明和田副检的表现似乎并不突出。韩明历经岁月打磨处事变得圆滑，田副检八面玲珑、因循守旧，观众会觉得他们作为检察官形象并不完美，然而他们作为象似符，恰是占有相当数量的循规蹈矩的法律人的再现体。与吕玲玲一腔热血的孤勇不同，韩明对于法律的执着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办理张贵生案时，他更关注对法条的套用和对过往案例处理方式的参照，原则是不出错。但在目睹张贵生不服判决结果在上访路上车祸身亡、郝秀萍因担心丈夫重判而绝望跳楼之后，韩明跳出法条本身，转而思考司法意义，司法办案应当向社会传递正确价值观。韩明这一形象的塑造不仅没有影响司法人员维护公平正义的形象，而且显得更加真实。
田副检喜功避过，一切以领导指示为主，但在韩、吕二人坚持寻找证物导致案件办理速度放缓之时，他却还是尽力争取时间，是因为他也想让事情得到最公正的处理，这也是法律工作者的真实写照。检察官作为公平正义的符号象征，在该片中具有典型性。从符号发送者的意向解释项来说，影片通过吕玲玲、韩明、田副检等人物形象符号，向大众传达出社会法治在不断进步，无数法律人在为法律的权威而战，为老百姓最朴素的情感期待而奋斗，而电影符号最终解释项的主体是个人。从观众角度看，以吕玲玲、韩明为代表的法律工作者的努力，是增强人民法治信念的关键力量源泉。
电影《第二十条》通过一系列语言和人物符号，塑造出维护法律尊严、捍卫公平正义的法律工作者形象和依法维权、追求公平正义的普通群众形象，在提高公众正当防卫和依法维权意识上具有重要的普法意义。电影《第二十条》对于规约符、象似符等多种符号的运用，也为今后普法电影中各类电影符号的运用提供了思路。该片通过深入挖掘语言符号和人物符号的特征，利用其象征意义塑造群体形象，诠释法律尊严，完成普法教育，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以文学作品推动中国故事国际传播
王钰琳 王晓丹
“话语是交往的工具，也是文化的神经。”话语不仅具有语言层面上的意义与功能，也发挥着承载文化底蕴、传递价值观念的重要作用，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在语言基础上形成系统化的话语体系，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影响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促进社会文化交流和认同的建立”。
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面向国际社会进行对外传播与交流时，逐渐形成并采用的系统话语表达，传递着其政治立场、价值取向及文化传统。随着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通过由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与认可的对外话语体系，凭借国际交往理念、行为和成果的话语表达，积极塑造自身形象，推动价值观传播，促进同世界各国的对话交流，增强在国际社会中的说服力和影响力。蕴含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特质的当代美国华裔文学，既是中国故事的素材源泉之一，亦可为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精神、构建中华文化和民族共同体的时代使命作出贡献，成为新时代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美国华裔文学
与传播中国声音
早期美国华裔移民历史可追溯到19世纪中期，淘金热、东西大陆铁路修建带动了大批华人移民至美国。1882年《排华法案》的实施使得在美华人遭受歧视与迫害，他们处于主流社会的边缘，生活举步维艰。20世纪，随着1943年《排华法案》的废除、60年代的民权运动、90年代的文化经济全球化，美国及世界各地的华人族群获得新的认同，其在母国与住在国之间的自由流动，架起了两国社会、文化和经济往来的桥梁，对于推动全球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华人移民远离故土，生存空间处于“两种文化之外的中间位置”，“混合两种文化的特征”，成为“离散”群体。
有学者将“离散华人”定义为“定居在远离祖国的分散社区中的华人”，并认为母国的概念“在离散华人的精神文化建构中占据重要地位”。离散华人想象着能与理解母国语言的“隐匿的未知的‘阅读同胞’”分享“一种心理上的关联和理解”，在两种文化并置的异国文化空间中建构起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基础，依托以文化为主的多元化交流，保持与母国之间的联结，传承母国传统文化。其中，有着双重文化和社会身份的美国华裔作家以文学作品书写为载体，反映美国华裔移民面临的真实生存境况，记录其族裔意识与文化意识的觉醒，讲述与母国之间的故事。这种兼具异国文化与母国传统的创作，为其作品中中国故事的讲述奠定了跨文化属性的基础，是华裔作家为塑造全面、立体的中国形象而开辟的一条不同于传统视野下中国话语的独特路径，为创新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作出了一定贡献。
早期华裔文学与模范族裔形象
黄玉雪（Jade Snow Wong）作为早期美国华裔文学的先驱，是借助文学作品书写中国故事的代表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李恩富、伍廷芳、容闳等为代表的华人，在美国接受良好教育并进入知识阶层，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他们通过自传等体裁，向美国读者介绍中华文明，试图扭转美国通俗文化中的负面华人形象，为华人移民赢得了主流社会的理解与认可，标志着美国华裔文学的开端。作为同样具有自传色彩的通俗小说，黄玉雪的《华女阿五》借助父亲对子女的教导，讲述了伦理纲常、孝道家训等贯穿中华文化发展脉络，并备受尊崇的文化精髓，反映出中华传统文化与美国主流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呈现了华人移民群体的社会身份从消极负面到被正视为离散群体“杂糅”身份的转变，在主动介绍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塑造了新的模范族裔形象，成为美国华裔文学尝试构建中国话语的早期体现。
“离散华人”后代
与中国书写
以汤亭亭、谭恩美等为代表的美国华裔作家，以全新的视角创作独具跨文化风格的中国故事。汤亭亭在《女勇士》中对中国民间神话形象进行了创新性的改写。替父从军的花木兰在其笔下成为经白虎山修道后英勇善战、报家国仇恨的女勇士，两种文化交融使带有西方色彩的中国故事愈显神秘。虽有对中华文化故事的改写性解读，但其“故事情节依然扎根于传统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为世界读者打开了了解中国的新窗口。谭恩美在《喜福会》中以颇具“中国叙事”风格的笔触，借助描绘受双重文化影响下两代人的矛盾来书写中西文化间的冲突。她将传记、民间故事和回忆录等糅合在一起，探索了三种关系——性别、种族和身份，在为搭建世界读者进一步了解华裔作家的文化桥梁、构造客观立体的中国故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华裔作家“面对的是既不了解美国华裔历史和经历，又受同化论和不同思维方式影响的主流读者”，其作品对于传播中国声音、展现中国书写具有重大意义。
新生代华裔作家与话语体系构建
伍绮诗、游朝凯等新生代美国华裔作家，以动人的笔触写出在中西文化双重夹击下的“边缘人”华裔族群面临的精神困境，并借文学作品反思强调主动构建话语权的重要性。在伍绮诗的《无声告白》中，跨族裔家庭在痛苦的伦理抉择中达成谅解与包容，象征着中西文化从激烈碰撞到融合并存，并解构了“模范族裔”这一刻板印象。《小小小小的火》跳脱了“族裔、身份认同、职业选择和文化冲突等焦点”，对非裔、华裔等少数族裔群体命运给予更多关注，呼吁“边缘人”在面对物质与精神困境时，努力构筑允许多元文化兼容并蓄、使少数族裔获得幸福的理想社会。游朝凯在《唐人街内部》中以黑色幽默的手法巧妙讽刺了好莱坞对亚裔群体的刻板印象，反映出作为这一群体“始终被排除在‘黑与白’故事之外”、扮演迎合主流社会的龙套角色的痛苦。自我对话式书写在结尾阐发的诘问，为虚构的故事赋予浓郁的现实主义色彩，同时引发如何成为主角以更好地自我发声的深刻思考。新生代华裔作家借助文学作品表达传递跨文化故事书写的风格，更是体现了把握讲述故事话语权的重要性。这一叙事话语的重要转型，展现了中国故事中蕴含的人文关怀，并从文学书写视角凸显了在当今世界积极构建并创新国际话语体系的重要价值。
当代美国华裔离散作家以宽广独特的视野，“观察和分析多元文化语境下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更加关注各族裔美国人对自身文化身份的重新审视”。以文学作品作为媒介，美国华裔作家在介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中国声音、塑造华人形象、展现中国书写中，助力中国故事在国际传播中的话语体系建构，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国际传播正从与国际世界信息互换转向展现更加自信与理性的交流姿态。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注重红色文化的国际传播
赵青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经过不断选择、凝练和升华而成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积极开展红色文化对外宣介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红色文化走向世界，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面对新形势，注重红色文化“走出去”的同时，还应该从安全向度思考对外文化传播带来的现实价值，从而更好地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
以红色文化传承提升文化自信
红色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红色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情感要素，是提升中华儿女精神追求的重要文化资源，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涌现的人物和事迹，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做人、做事、治国理政的思想内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
红色文化对于提升文化自信、筑牢心理安全防线具有重要意义。一是筑牢文化自信，坚守人民信仰。信仰源于对文化的认同和坚守，红色文化是提升人民信仰的重要文化源泉。推动红色文化的国际传播，让世界了解红色文化，能够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构筑强大的心理安全防线和心理支撑力，形成国家发展的强大动力。二是巩固文化安全的心理防线。文化繁荣意味着守正创新和兼容并包，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对他文化的批判性吸收和借鉴。促进文化繁荣、建成文化强国，需要巩固跨文化传播中的心理安全防线，提升文化安全意识。
以红色文化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文化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红色文化代表的是马克思主义信仰，标识的是中国共产党的身份，维护文化意识形态安全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既关乎国民精神风貌和国家对外形象的塑造，也事关文化意识形态的安全以及国家能否以独立精神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随着传播媒介技术的发展，跨文化交流变得更加容易，红色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一方面，要拓宽红色文化的国际传播渠道，全方位、多语种地通过文艺作品、影视作品等进行对外宣传，讲述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为增进人民福祉做出的努力。另一方面，要注重叙事体系的构建，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挖掘红色资源，以小见大，从革命历史、英雄人物、共同价值观的实现等方面讲述红色文化。从而引导本国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也有助于深化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破解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维护我国文化意识形态的安全。
以红色文化助推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科学技术的发展缩小了人类社会的时空距离，命运与共逐渐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共识。尤其是在全球化问题层出不穷，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叠加交织的情况下，促进和平与发展成为各国共同的主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进入新时代，红色文化所展现出的中国智慧，为解决地区问题、国家问题和世界问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彰显出红色文化承载的人文情怀、道德观念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追求。纵观历史发展脉络，红色文化贯穿于中华民族实现救国、兴国、富国和强国的始终，融入世界文化大潮，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先进性。实现红色文化的国际传播，对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红色文化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彰显了红色文化的人本主义特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探讨的是人的发展的终极问题，旨在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可见，红色文化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惠及各国人民的价值取向。第二，红色文化蕴含着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精神动力和信念支撑。红色文化彰显的艰苦奋斗、勇于奉献的精神，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路径之一；红色文化彰显的团结合作、互利共赢的精神，是促进世界各国摒弃成见、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前提；红色文化彰显的包容互鉴、平等对话的精神，是实现不同文明共同繁荣的基础。第三，红色文化坚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价值追求。这体现了红色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尊重与包容，倡导世界各国之间求同存异的发展，寻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对话结伴、合作共享，呼吁“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的政治愿景。
（本文系陕西高校学生工作研究课题“红色资源赋能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培育研究”（2023XKT49）、西北工业大学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红色文化视域下高校学生党员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机制研究”（D500023027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