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边疆与内地一体化发展的途径与标志 ——兼说“走西口”、“跑口外”与“闯关东”的历史内容

中国历史上的农耕区和游牧区大致以长城为界，中间长城沿线两边向南向北伸展形成一个半农半牧的农牧过渡带，正好处于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所说的“心脏地带”的东部。在这一中间地带上，农耕与游牧两个民族几乎几千年来不断发生各种交往关系，形成一条特殊的区域文化带——长城文化带。在长城文化带演变过程中，虽然民族冲突与战争常常构成其历史发展的悲壮画面，但经济共生、文化互补与民族融合则始终构成其历史发展的主流脉络，而长城内外农、牧民族人口的迁移杂居则一直作为内在的根本的动力在驱动着农牧民族融合向前发展。在《论中国历史上的农牧民族二元一体化》论文中，我们提出了“农牧民族二元一体化发展”的研究课题，认为游牧人口的南移与农耕人口的北移以及农牧人口在长城地带的叠移是中国历史上农牧民族二元一体化的前提条件。 关于历史时期游牧人口的南移及其影响，我们已在《中国历史时期游牧人口的南移与西迁》一文中作过专门论述。本文欲在此基础上，对清代中原农耕人口北移进入内蒙古地区（以归化城地区和鄂尔多斯地区的移民垦殖为主）的移民史进行初步梳理，并以清代内蒙古地区汉族移民的迁入过程和影响为讨论重点，深入探讨晚清时期长城内外农牧民族社会经济与文化的二元一体化发展的历史进程。这既是我们了解内边疆地区现状形成与未来发展的重要途径，也可为当前西、北部大开发中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制订积极有效的开发政策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一、边疆内地一体化发展背景 晚清政府逐渐放弃传统的“分而治之”的边疆政策，改而推行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一体化的政策，是东南中国与北西中国之间长期以来的、农、牧民族二元一体化发展的结果。“一体化发展”，是相对于“分而治之”政策而言的。在统一边疆的过程中，清朝对内蒙古地区实行“因俗而治”、“分而治之”政策，建立了以盟旗制度为主的管理体制。随着内地移民的垦殖、与内地联系的加强以至国内统一市场的建立，自19世纪中期以来，清政府逐步解除各种“边禁”，让内地人民移居口外开垦土地，广设州县并改制设省，使内蒙与内地迈入一体化发展的进程。其历史背景如下： 1、内地边疆经济共生关系强化与边疆内地化 有清入关以来，边疆和内地各民族以各种形式突破清朝隔离、限制政策，在人员往来、经济交换和文化交流诸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进展。边疆民族地区城镇兴起如星罗棋布，商路开辟纵横交错，商旅和驼队络绎不绝，内地与边疆经济交流一派繁盛。边疆和内地在国家经济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但地位却同等重要。游牧经济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内地的人员、技术和产品；内地也更需要边疆吸纳多余的劳动力以缓解人口压力，双方的互补性与共生性越来越强。这是清政府放弃“分而治之”的边疆政策，改为推行一体化政策的根本动因。 所谓边疆内地化，是指边疆地区各民族区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出现与内地逐渐趋同和接近的趋势。内地化与一体化有密切的联系，内地化是一体化的重要前提，而一体化是内地化的必然结果。清朝统一全国后，由于出现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为各民族相互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内蒙古原先以游牧为主变成了既有牧业，又有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的多种经济并存的地区，从而缩小了同内地的差距。 2、晚清边疆危机导致移民实边 在清初统一过程中，清朝对西北各民族“因俗而治”（即“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和“分而治之”（即“众建而分其力”）。在蒙古建立盟旗制度，从而确立了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权。鸦片战争使清廷陷入统治危机，清廷在边疆地区统治也日益松弛，到19世纪末，随着列强的不断侵略，中国出现边疆危机。随着边疆危机的不断加深，国防压力日益加重，清朝统治者意识到，只有大量移民于边疆，并全面建立州县体制，将边疆与内地一体化，才能巩固边防、稳定边疆统治。清政府最终不得不改变“因俗而治”、“分而治之”的治边方法，改而推行边疆、内地一体化发展的政策。 3、晚清财政危机导致边疆放垦 与此同时，财政危机又直接促使了清朝政府推行边疆与内地一体化政策。 嘉、道以后，清朝财政日益紧张，特别是经过内地大规模农民起义，清政府财政困难更是有增无减，企图通过招民放垦增加财政收入。加上地方各省督抚千方百计扩大财源、增加收入，使沿边各省督抚、驻边将军、都统等，纷纷将视线转移到边疆广阔的土地上。以蒙古地区为例，清初进入蒙地“私垦”的汉人数量较少，蒙旗收一些微薄的租税聊补财政匮乏，清代后期情况发生变化。如张之洞所说：“今则出塞民人数倍于土著，蒙部察哈尔附近围场地方，弥望沃壤，私垦甚多，其地本属蒙部，不征钱粮，今若听其旷废则可惜；徒听私垦不能升科，则仍于国计无补。”因此，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不久，即上奏请求“把寄居于察哈尔、归化城土默特以及伊克昭、乌兰察布两盟各旗境内的所有汉人稽察登记，编立户籍，令其报地升科、永远居住。” 其继任者主张将更多的蒙旗土地招民放垦，令所有民户报地升科，并纳入正式国赋体系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所以，奏请放垦蒙地,成了清末每一任晋抚所应尽的“职责”。胡聘之任山西巡抚时说:“蒙古生计，在租不在牧。”在这种情况下，清朝不得不改变过去对边疆地区旧的经营观念，开始从经济利益上考虑政策调整问题。 可见传统治边政策已无法满足边疆统治与克服财政危机的需要，是清政府改行一体化政策的直接动因。自清初以来，因中原汉族自发移民，内蒙中西部地区汉族人口聚居区日益扩大，引起该地区原有人口结构和政治制度变化，为清廷将内地州县制推广到边疆地区创造了条件。清廷在汉蒙汉杂居区设立了厅、县，如内蒙古归化城土默特地区设立了厅，这些设厅的蒙旗成了内地省县的延伸。府厅州县的增加，冲击了传统社会结构和管理体制，加快了边疆地区行政建置的内地化，从而加速了晚清边疆、内地一体化发展。 二、边疆内地一体化发展途径 1、移民垦殖 自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政府逐渐废弃和放松对蒙古、东北的封禁,允许并鼓励内地汉民到关外从事农耕,以开浚利源，增加财政收入。1902年,清政府批准山西巡抚岑春煊的奏请,派垦务大臣到内蒙古西部地区推行蒙地开垦。随之,东北三将军也对各自管辖范围内蒙旗地方实行招民放垦。至此,内蒙古地区已向内地全面开放。以下重点说说归化城地区和鄂尔多斯地区的移民垦殖情况。 归化城地区，因康熙年间连年对西北部用兵，长途转运军粮至为艰难。康熙皇帝深感“边外积谷甚属重要”，下令在山西杀虎口外和归化城附近进行屯田，将大小黑河沿岸土地“分画九区，招民认种”。费扬古还在此开渠灌溉，被当地称为“将军渠”。同时建立粮庄，占地约234顷。康熙二十七年，张鹏翮出使俄罗斯时途经此地，看到不少村落已是一派农区风光。 康熙末年，山西百姓出长城关隘杀虎口定居日益增多。到雍正初年，仅大同府民人“散居在土默特各村落者”，已不下两千家；而“归化城外尚有五百余村，更不知有几千家矣。” 雍正十一年，方观承看到从张家口至杀虎口沿边千里，汉族民人与土默特牧人一起耕种，说明一些从事游牧的少数民族也加入到农耕行列。至乾隆初年，土默特平原垦殖范围已西达包头黄河边、北至大青山脚下。原为草原的清水河一带，十数年“民人寄寓者十万有余”。汉民大量涌入，使这一带行政管理也发生了变化，清政府从雍正末陆续在山西口外设置丰镇厅和宁远厅，乾隆四年设绥远城直隶厅，乾隆五年将归化同知厅升为直隶厅，乾隆二十五年又在这一地区新设和林格尔、清水河、托克托城和萨拉齐等四直隶厅。行政建置的增加，反映出清中期以来山西长城口外同中原一体化的发展迅速。 人口增加也使山西口外及土默特地区垦殖速度不断加快。乾隆初年，归化城附近已是“开垦无复隙土”，大青山麓“迷漫千里，悉皆腴壤”。雍正时期开始放垦土地以招徕山西民人，仅十三年就放垦4万顷。截止乾隆八年，归化城都统奉命普查土默特两旗土地，原来的75048顷牧地只剩下14268顷，仅占20％，基本已变成了农耕区。康熙时清政府在土默特设置粮庄 13所定额234顷，至乾隆二年定额增至2600顷。丰镇一带牧厂在乾隆年间也被大批开垦，据光绪《丰镇厅志》记载，仅乾隆年间升科垦田即达27999顷。 清代后期，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经济日趋衰退，加上天灾人祸的交相侵袭，内地各省大量破产的农民流出长城口外寻求生路。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在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和边疆危机的形势下，推行了“开放蒙荒”、“移民实边”的政策，更助长了河北、山西口外移民潮。光绪二十八年，清廷正式决定在以归化城（呼和浩特）为中心，包括伊克昭、乌兰察布两盟和原察哈尔八旗的内蒙古西部地区实行全面放垦。年初光绪帝批示：“著派贻谷驰赴晋边，督办垦务。”任命兵部左侍郎贻谷为钦命督办蒙旗垦务大臣。贻谷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首先开放的是八旗牧场。绥远八旗牧场是乾隆三年由土默特境划拨的军用牧场。贻谷到任后，设立了办理后山八旗牧场垦务事宜的垦务总局，委任前兵部候补主事李云庆为总办，熙煜、僧格为帮办。绥远将军信恪也派荣昌、寿勋等人前去协助垦务。据光绪《土默特旗志》载，截止到光绪十三年，仅可查土默特垦地即达57606顷，垦殖范围逐渐向西扩展到了河套地区，归化城等六厅人口已由嘉庆末12万人增至33．3万人，增长了177％。到光绪末年，土默特平原已全部成为农业区。 再看河套平原的鄂尔多斯地区。河套平原平坦广阔，黄河襟怀其间，又有阴山、贺兰山阻挡寒流和沙漠侵袭，光热资源充足，有利于作物生长。是内地汉民迁入的首选地。因汉族移民的大量进入，鄂尔多斯地区民族构成发生变化。清初该地区可以说是纯蒙古族的游牧社会，随着汉人移民增多，长城边外很多地方已变为农耕区，蒙古人因而逐渐向鄂尔多斯中部退缩。乾隆中期以后，汉民开始深入到鄂尔多斯中部地区，呈点状的分布。至道光咸丰时期，迁移到鄂尔多斯地区的汉族人口大大增加，主要分布在东部长城沿边一带，鄂尔多斯中部地区的汉族仍成点状分布。道光中期以后，伊克昭盟蒙古族人口下降，汉族人口不断增长。至清末该盟汉人口大大超过了蒙人口数量，分布也更为广泛，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 2、旅蒙商 “旅蒙商”是指清代深入漠南、漠北贸易的边地商人。清政府对贸易贡使和商民人数、入贡商路都有规定。杀虎口是归化城和鄂尔多斯必经商道，明代在此设立马市。康熙三十五年明令取消官营马市，以集市贸易为主要形式的民间贸易兴起，一些重要寺庙和那达慕大会所在地都成了贸易市场，旅蒙商便成为边地贸易的骨干。康熙中叶，山西商人从事随军贸易，在征讨准噶尔部叛乱中建立功勋。故纳兰常安说：“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以其沿边居处，素习土著故也。其筑城驻兵处，则建室集货。行营进剿，时也尾随前进。”这些商人深入蒙古草原为清军购买粮秣，运送辎重，形成以晋商为主体的包括河北、陕西等地商人在内的行商，便被人们称之为“旅蒙商”。 清政府对汉人赴蒙满地区经商多有限制，但对旅蒙商十分优惠，给予种种特权。如允许旅蒙商到新疆、蒙古的归化城等城镇进行贸易，还可在蒙古伐木出售。康熙后期规定，凡赴归化城以北地区和漠西厄鲁特蒙古地区贸易的旅蒙商人，经由归化城将军批准，颁发准入蒙古“部票”（亦称“龙票”）后，即可去指定的蒙旗进行贸易。清中后期，随着清政府对蒙古地区封禁政策的松弛，杀虎口、归化城成为旅蒙商出入经商的重要孔道。从事蒙古贸易的人循着蒙古驿站由近及远。一般是从晋北杀虎口开始“走西口”，有的深入到漠北的喀尔喀、科布多乃至唐努乌梁海，以及西北边疆的伊犁、塔尔巴哈巴等厄鲁特蒙古地区。乾隆年间，出现《大清会典事例》所述情况：“蒙古人之衣食等一切物质，大半购自内地，因而携货赴边之内地人，日积月累，迄今在归化城、八沟、多伦诺尔数处聚有数十万之众。” 旅蒙商不辞劳苦，几乎跑遍了漠南、漠北和西北蒙古高原的各个角落。他们带着内地所生产的粮食、烟茶、布匹、器皿和生产工具，换取蒙地的牲畜、皮毛等畜产品以及珍贵的野兽裘皮、金砂、玉石、茸角、麝香和羚角等，然后将这些收购品输入内地出售。随着时间的推移，旅蒙商所设具有固定性质的销售网点不断扩大，一些旅蒙商开始在当地建立了永久性商店，行商变为坐贾。准噶尔部叛乱平定后，旅蒙商中的晋商积极开展对蒙贸易。大盛魁、天义德、元盛德是清代后期对蒙贸易的三大晋商商号。介休商人侯氏蔚字号绸缎行，康熙年间到内蒙以贩卖苏杭绸缎为主，获得巨额利润。道光初年侯氏蔚字号改为票号，专门经营金融汇兑业务。 归化城是漠南政治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也是沟通漠西、漠北各地区经济联系的桥梁。在康熙时，这里“外番贸易络绎于此，而中外之货亦毕集”。旅蒙商贸易尤为兴盛，牛丰马驼不绝于道，大体经杀虎口、得胜口分四条商路到晋南、晋东南，再入河南、河北。最为著名的商号是山西商人开设的天元号、宏图号、范家号“老三号”和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新三号”，时称“大外路”，余则为“小外路”。 包头市场多为山西旅蒙商经营，谚语说：“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复盛公是山西祁县乔家于乾隆年间在包头创立的字号，此后乔家的“复”字号连号逐年增加，构成从包头深入漠南的商业连锁网络，经营皮毛、绸缎、药材、典当、估衣、钱业、粮食等，民生日用杂品应有尽有。特别是咸丰年间，乔氏看到包头蔬菜少而价贵，遂在南龙王庙一带购地280亩，开办了复盛菜园，首先在塞外苦寒之地经营蔬菜行业。 3、“走西口”、“跑口外”与“闯关东” 无论是移民垦殖还旅蒙商贸易，中原山东、直隶、山西、陕西以及河南等省通往内蒙古等北部边疆地区的移民都可以归结为“走西口”、“跑口外”、“闯关东”三大途径。其中，移往内蒙古东部的昭乌达、卓索图、哲里木等地的主要是山东、直隶、河南等地人民，历史上称为“闯关东”；迁往、察哈尔、归化城土默特的主要是直隶、山西等地人民，称“跑口外”；迁往内蒙古西部的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等地的主要是山西、陕西、甘肃、河南等地人民，称“走西口”。清王朝建立后，对农耕与游牧两大民族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并在一些方面限制两个民族的交往。但随着农业人口增长及天灾人祸等因素，大量中原汉族移民开始北迁。北迁移民主要通过“走西口”、“跑口外”、“闯关东”等途径迁入内蒙古等北部边疆地区地区。下面先谈一下“走西口”、“跑口外”、“闯关东”的情况： 一是“走西口”。 清初，内地农民多由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和陕西边外关口等“出边”谋生。顺治初年，清廷规定“各边口内旷地听边治田，不得往口外游牧。” 顺治十二年（1655），清政府又规定内地民人“不得往口外开垦牧地”。康熙七年（1668）停止“辽东招民开垦”，下令封禁东北，在山海关、喜峰口等九处边门设守边旗员进行稽查，禁止流民出口。乾隆十三年（1748）再次颁布禁令，把封禁推向顶点。但这些禁令的实施并没有真正阻挡住移民的步伐，内地移民仍多出边垦殖或定居。所谓“口”原是明隆庆以后在长城沿线开设的“互市”关口，后演变为对蒙贸易市场。山西商人习惯称大同以东的张家口为“东口”，称大同以西的杀虎口为“西口”，后来“西口”移到归化城，即今呼和浩特市。“西口”为“旱关”。另外在晋蒙交界的黄河段沿岸还设有“水关”。“水关”上的渡口称为“官渡”，也是“走西口”的口子。 “走西口”的主要是山西晋西北的保德、河曲和偏关三县，山西雁北地区的朔县、平鲁、左云、右玉、山阴等县和陕北的府谷、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定边等县的农民和部分甘肃、河南农民。据史料记载，在陕西的明末农民起义军被清军次第歼灭后，一些被打散的农民军余部，为了逃避缉捕，大多向内蒙古河套（鄂尔多斯）地区移居。“明末鼎革之际，籍隶山陕之官绅，起兵抗拒清军。兵败后无所为，则挈家至塞外避祸。荒山僻野，耕稼其中。或有招捕急而入蒙籍者。迄今绥人尤有能指其后裔者焉。”一些无法生存的内地破产农民也不畏长途跋涉冒禁私越长城。这三部分人当为明末清初内地汉人迁入蒙古地区的早期移民。 走西口的路线主要有三条：第一条自土默特沿黄河西进而达鄂尔多斯左翼后旗和右翼后旗，流入的主要是山西人；第二条自陕北越长城至乌兰木伦、榆林、哈柳河流域，流入的主要是陕西人；第三条自宁夏渡黄河进入其东岸一带，流入的主要是甘肃人。 “走西口”活动大兴于康熙二十一年(1692年)，是随着清朝“绿营军”驻防内蒙实行“开边制”（招募汉人种植）而开始兴起的。出关口的人就近从不同的水旱关口出发，然后走向各自的目的地谋生。他们的足迹遍及呼和浩特以西的内蒙古西部地区和河西走廊，以鄂尔多斯地区为活动中心，集中生活在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彦绰尔盟和阿拉善盟，向北辐射到库伦(今乌兰巴托)。 在康熙、雍正时期，土默特蒙古人“有地而不习耕耘，无畜而难为孳牧”，只有将其“户口地”招募汉民耕种，“才有粮可食，军有租可用。” “山、陕北部贫民，由土默特向西，私向蒙人租地垦种，而甘省边氓亦逐渐开垦。于是，伊盟（鄂尔多斯）七旗境内，凡邻黄河、长城处，所在（皆）有汉人足迹。”如《陕西通志稿》记载：“以蒙垦言之，榆林近边六县（榆、府、神、横、定、靖）居民生计多恃租种蒙地，计东西广千余里，南北袤百里、二百里不等。名为蒙地，实汉、唐之上郡、朔方、胜、夏各州地也。清初边地租种，至乾隆、道光以后租垦益多”。雍正以后，内地农民陆续前往后套（今巴彦踔尔盟狼山、乌拉山麓南部平原）开垦者渐多。 在清代前期，边墙内陕西等地的农民出边到蒙古地区耕种，春出秋归，名为“雁行”客户，实为一种典型的流动人口。如陕西的延安、榆林二府，靠近伊克昭盟，“地处沿边，土多沙漠，各邑农民全赖耕种口外地亩以资生计，春出秋归，岁以为常”。由于这种雁行客户在边外暂时伙聚定居，故而他们开垦的土地称为“伙盘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人口流动现象周而复始地循环进行，许多雁行客户便在蒙古地区定居下来。从而完成了向移民身份的过渡。 二是“跑口外”。 清代直、鲁两省人民前往口外蒙古地区谋生称为“跑口外”。口外泛指长城以北的塞外地区。跑口外主要是指中原汉人通过张家口、独石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关口到口外营生，一路出张家口、独石口进入察哈尔、热河、土默特等地；一路经喜峰口、古北口进入内蒙古东部地区。口外地广人稀，土地条件优越，因此成为关内百姓流入之地。出口者以山东人最多，其次是直隶、山西人。 清初顺治年间颁布了“辽东开垦招民令”，鼓励汉人出口开垦，便有汉人通过喜峰口、古北口迁住口外。宣统《新民府志》称：“民人则直隶、山东者多，言顺治三年移民实边，迁徙以至也。”康熙中期，应蒙古人招垦，来口外垦荒的人越来越多。据《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志》记载，康熙、雍正年间，汉人来境内开垦土地，春来秋返。雍正二年，关内河北、山东等地连年灾荒，清政府实行“借地养民”政策，屯垦实边，汉人逐渐迁居境内。如迁安民人吴振清“三屯营人，年十余岁，值年饥，随父母诸兄觅食口外，至朝阳，遂家焉”。后来虽当丰收之年，“亦多出关、出口谋生。” 即便在严格封禁的乾隆时期，口外也涌入了大量的汉族移民，如乾隆九年一月癸巳曾下谕：“近来流民渐多，皆山东、河南、天津被灾穷民，前往口外八沟等处,耕种就食”。乾隆十三年，仅喀喇沁中旗的汉人就有42924人，这些人大多来自山东、河北。至于清末开禁放垦之后，关内移民涌入关外自不必说了。 三是“闯关东”。 清初一度对东北实行封禁，但由于东北地区土地肥沃，地广人稀，又与直、鲁两省邻近，陆路经由山海关，海路乘船即可到达，因此移民偷偷越关从未间歇。“直隶民人，虽当丰收之年，亦多出关、出口谋生。”直隶关内、山东、河北地区农民在乾隆年间即已深入东北腹地，其中有一部分在进入吉林乌拉、伯都讷地区的同时，沿辽河和柳条边墙北上，进入伊通河流域的内蒙东部的哲里木盟垦种。《东三省政略》在记述哲里木盟的郭尔罗斯旗垦务时提到：“乾隆中，直隶、山东人出关就食，流寓旗地，渐事耕种。”至嘉庆、道光年间，移民沿嫩江两岸逐次进入黑龙江西部地区，多成为郭尔罗斯后旗（今黑龙江肇原县）、杜尔伯特旗（今黑龙江省安达县附近）等地蒙古王公的佃户。嘉庆十六年，“滦水大发，洪波迅湍，势不容遏。……滦昌南界尽被水灾，乐邑四门借被水困。登城四望一片不可胜言者。八月之后，诸乡庐舍虽存，墙院萧然，家无盖藏，人有饥色。十月处，妇女遍野，皆以掘草根度日，见之惨然。穷苦之家，生无衣食，死无棺木，道歹堇相望，至有鬻妻卖女者。十七年春，逃荒之人屯聚山海关，填街塞巷，问之皆滦、昌、乐三邑之民，关吏不容过。有拥挤山海关之谣。” 在关内人民闯关的大潮下，山海关形同虚设，民人“出山海关者，依然络绎”。如经喜峰口进入哲里木盟科尔沁左中右（前、后）六旗、郭尔罗斯前、后旗、杜尔伯特旗、扎赉特旗，卓索图盟喀喇沁左、中、右三旗，土默特左、右旗，喇嘛旗，昭乌达盟（敖汉旗、奈曼旗、喀尔喀左翼旗）；经古北口进入昭乌达盟扎鲁特左、右旗、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左、右旗、翁牛特左、右旗，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左、右旗；经独石口进入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锡林郭勒盟阿巴噶左、右旗、浩齐特左、右旗、阿巴哈纳尔左、右旗；经张家口进入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右旗，乌兰察布盟四子部落、喀尔喀右翼旗、茂明安旗；经杀虎口—归化城进入乌兰察布盟乌拉特中、前、后三旗，伊克昭盟、阿拉善地区。 三、边疆与内地一体化发展的标志 1、农牧融合带的半农半牧区增多 随着内地人民的大量迁入，清廷在直隶张家口外设立的皇庄得到全面开垦，一般旗地也得到私垦。至清末，察哈尔牧地大面积开垦，最终形成了察哈尔南部一带的农业区和察哈尔中部的半农半牧区。 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康熙年间已有大批汉民迁来垦殖。据统计，乾隆年间归化城土默特牧地已不足五分之一，其它被垦作农田。随着归化城六厅设立和大量汉人迁入，耕地进一步增加，到清末已几乎变成了纯粹农区。鄂尔多斯地区的农业开发始于康熙三十六年，清廷应鄂尔多斯部奏请“发边内汉人，与蒙古人一同耕种黑界地。”雍正以后，鄂尔多斯南部边缘地带兴起了大规模农业经济。道光年间移民的“伙盘地”北界大致已接近今陕西与内蒙交界一带，嘉庆年间达拉特旗、杭锦旗和鄂托克旗地区得到开垦，准格尔旗在嘉庆十八、十九年也招徕汉民连续开垦，集宁南部地区、伊克昭盟南部、东部的农业开发至清末完成。 其余部分地区也成为了半农半牧区，完成了从游牧业到农业的过渡，一直处于农牧交错状态。农牧交错带结构形成过程，从总体上就是旧有结构的复制、转化、选择和重组的过程。与农业扩展的同时，社会经济的整合也基本上完成。汉人精耕细作技术结构与蒙地社会中的居住、所有权、婚姻社区、租佃关系等相关的社会问题构成了一系列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变化。内蒙南部的牧民早就学会了粗放型“漫撒籽”式农业，这种农业是游牧的附庸，与汉族精耕细作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从蒙族农业向汉族集约化农业转变的过程中，并不是像汉人农业那样完成原技术中的几个程序替代即可，而是要彻底接受汉人农业,向汉人学习。在鄂尔多斯，农业发生于东北部的达拉特旗和准噶尔旗地区。土默特蒙古和察哈尔蒙古地理上比较接近汉族农业区，雨量条件和土壤条件较西部鄂尔多斯干旱区好，汉化农业程度高于西部地区。 在汉人移民进入鄂尔多斯地区之前，当地社会结构为单纯的封建牧奴制。随着土地的开垦与汉族移民的迁入，蒙古王公贵族身分开始发生变化，他们将土地出租给迁移进来的汉族农民，结成了地主与佃户关系。如清末放垦之前，蒙古王公私垦了相当数量的土地，出租给前往耕种的汉族农民，此种情况以准格尔、达拉特旗最为普遍。蒙古王公台吉成了大地主，拥有的土地可至数百顷。“旗府及王府所有垦地除一小部分租给蒙民外，大部分亦招租汉人耕种。”在准格尔旗,普通的蒙民亦拥有一定数量的户口地，“每户土地在十顷以上者最为普遍。”出租给汉人耕种，与租种的汉人形成了地主与佃户的关系。蒙古牧 民之中有些还租旗府及王府的一部分土地，但他们自己并不耕种，而是将其转租于汉人成了二地主。而达拉特蒙民却很少拥有户口地，拥有户口地的普通牧民皆为王公奴仆，他们仍然不能摆脱牧奴制隶属关系，其中一些人将土地出租给汉人耕种，自己成为了地主。 2、边疆与内地市场一体化 首先是农产品和技术交流。 商品粮交流方面。经过汉蒙人民的开发，内蒙古地区出现了大片农业区、半农半牧区，基本上满足了蒙古族人民和边外汉民的食粮，有的地区还成了粮食输出地，如热河的八沟厅“素产米谷，内地商贩前赴采买者多。”有“直隶一省向藉八沟粮石”的说法。哲里木盟昌图地方“在未开垦之前，不过蒙古一游牧场，其实除牧畜外，别无价值。迨开放以后，……遂变为产量最盛之区，年产额以百余万石计，自给而外，尚可运输出口。”归化城的粮食除供京师、直隶等地外，山西也受其泽惠，太原的百姓就“得食归化之粮”，地处晋中的寿阳县，产麦“不足本邑之用”，“有自归化城来者，专称‘北面’。”陕西省同州等府，“地窄民稠，……历来不敷民食”，故“其商贩者赴归化城……贩卖粮食。” 农作技术传播方面。内地移民来到口外，也带来了中原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如耕、耙、耱的保墒技术，轮作倒茬，改良土壤，施肥浇水，选用良种，间套混种，因地种植栽培，提高光能利用率等等田间管理技术及利用晴雨、兴修水利、掌握农时、开畦培垄等。蒙人在招民垦种中也逐渐学会了农耕生产技术，乾隆帝曾写诗描述这一变迁，曰“蒙古昔种田，撒种委之去，谓曰靠天收，秋成返刈获。”“而今则不然，均习耘耨务，课雨与量晴，不殊三农虑。”到清朝后期，农区或半农半牧区的许多蒙古人已经农重于牧，操作一如汉人了。 蒙、汉人民长期共同劳动，逐渐总结出一些适应内蒙地区自然环境的新技术，如汉民在清初就已摸索出一套适合于归化城地区气候、土壤的农耕经验：如在种植作物的种类方面，归化城地区更适于种油麦、大麦、糜黍等耐寒而成熟期较短的谷物；在种植方法方面，为了御风，要把田陇培高；为了适应本地气候，应及早播种；为了抗旱，要用雪拌种等适合地区特点的经验。河套地区农业生产技术的应用表现在水渠灌溉方面：道光年间黄河改行南道，南道与旧道之间因黄水冲刷形成肥沃土地，地商根据本区西南高东北低的自然地形，开成灌溉渠道。在咸丰特别是同治末年后的数十年间开挖了三四十条引水干渠，比较重要的干渠有永济渠（缠金渠）、刚济渠、通济渠（老郭渠）等。 其次是商路的开拓。 山西旅蒙商人在清初开辟了由漠南到漠北及西北的“大北路”，因以驼运为主，又称“驼路”，米面杂粮均靠此路输往蒙古腹地及边境地区。由干茶叶、毛皮亦是南北往来出入的主要商品，所以此路又称“茶叶之路”、“毛皮之路”。经过三百年的开发沿伸，逐渐开拓和形成一些商业路线。在众多对外贸易商路中，以出长城，北越蒙古，经西伯利亚，通往欧洲腹地的商路最为著名，这是世界上最长的草原丝茶之路。大北路的开拓促进了明代以来蒙汉互市据点的发展，一批新的草原城镇也随着旅蒙商人的到来而开始兴起。 归化城牲畜贸易市场的马匹，除了在内蒙的几个牲畜市场如包头、丰镇转销之外，主要是通过外地来的客商及本地的各大商号和牲畜贩子的辗转运销，可以说遍及全国各地。民间贸易数字，据一位老驼户回忆说：归化城的大小旅蒙商及通事行，清末生意好时，每年约赶回八十万支羊和十几万匹马，连附近大户的存羊存马计算在内，约有一百万只羊，二十万匹马。这就是归化城羊马交易市场的主要容量。 清初河套地区的民族市场正式确立，贺兰山西麓的阿拉善蒙古地、石嘴子市场、磴口市场、套西地区、定远营都是重要的民族贸易市场。磴口亦称定口，为阿拉善蒙古地，设有蒙古衙门。该地南临黄河，街市沿河，汉商主要从事蒙古贸易，交易以米、面、油、酒、砖茶、布为大宗，冬春以骆驼载货至牧地，秋季收回毛皮。由包头往河西及青海的驼队多由此渡河，河上有皮筏，船只往来于宁夏府城与包头之间；吉兰泰池盐也须从此装船外运，故清中后期直至近代，该地都是河套地区最负盛名的蒙汉贸易市场，时有“南碧口，北磴口”之称。石嘴子在平罗东70里，右临黄河。清时专设主簿管理蒙汉贸易，近代亦成为重要的羊毛外贸市场。阿拉善蒙古亲王王府所在地的定远营在近代逐渐成为蒙汉交易市场。定远营南门外商号颇多，为汉商向亲王租赁，牧地蒙民多驼来畜产品易换粮食及手工业制品。其内地商人中晋商占多数，最大者为“祥泰隆”。祥泰隆来定远营经商甚早，故有“先有祥泰隆，后有定远营”的说法。清末民初，仅祥泰隆每年输出毛皮即值百余万，输入布、糖、茶、杂货亦年值数十万元。定远营距宁夏府城约二百里左右，来往商货主要靠驼运。 再次是近代工矿业和金融业兴起。 绥远的酿酒业、榨油业都很出名，如榨油业分布在河套等农业发达地区，如包头、萨拉齐两地年产四十六万余斤，除供当地食用外，还有少量销往山西、宁夏。内蒙机器工业起步较晚，清末新政时期才开始出现工厂。绥远工艺局创办于光绪三十年，“将军贻谷会同地方官商集资近万金，以栽绒瑜及熟羊皮为业。”据记载,该工艺局也有一定的成效，“人竟趋之，于是两城旗民鲜游手。”光绪三十一年，胡孚宸创办了归化城工艺局。该工艺局主要经营毛纺织业，也属于官商合办。这里招募、训练的工徒共有几十人。其产品质量较好，一度有很好的销路。绥远城将军贻谷仿照各省的养济院,创办了一个女工厂，共有女工40余人,主要是制作军衣、军鞋、编织草帽等，该工厂又称“恤纬堂”。绥远地区在此期间的工艺局、官办工厂，基本都属于官办工艺局。工艺局强调劝工习艺，对于各地的技术推广，转移风气，发展实业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清末新政期间，金融业方面也有变革。光绪三十年年底，绥远城将军贻谷奏请在绥远城设立官钱局。清政府为加强统治，于光绪二十八年在绥远城和归化城各设一邮寄代办所，这是绥远地区最早的邮政业。此后又添设萨拉齐、包头、托克托、和林格尔各厅、河口、可可以力更、隆兴长各镇邮寄代办所多处。这些邮寄代办所在民国年间逐步改为邮电局。清末归化城还开设了电报业务，与外地有了电报联系。清政府对上述在绥远地区的这些新政措施，将资本主义因素带进了绥远地区;近代文明成分，特别是邮电和铁路交通的出现，对于当地与外界的进一步联系及社会进步都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内蒙地区矿业兴起较早。雍正乾隆年间，归化城的煤矿得到开采。清中叶，归化城、阿拉善等旗用土法开采金、银、煤矿，大多招汉商承包，少数直接雇佣蒙、汉人开采。如乾隆二十年（1755），归化张照禄与赵周“合伙开采”煤窑，雇工生产。新政时期，在绥远地区试办矿务，主要是对土默特境内的煤炭窑进行了整顿和管理。土默特旗境内的煤炭窑，主要分布于万家沟、五当沟、巴图沟一带。这里的窑户曾经由归化城副都统衙门管理。在交纳煤炭税钱后，窑户领取该衙门的票据进行开采。 复次是城镇发展及其与内地市场联系加强。 随着内蒙地区农业开发、手工业发展及旅蒙商活动，一些城市和市场贸易日益兴盛。作为驿路要冲的归化城、包头城开始成为繁盛的商业城市。 归化城在乾隆初年已有“小北京”之称。乾隆初绥远新城的建立，使归化城商业贸易额急剧增长，19世纪70年代，每年从西、北两路运入归化城的货物，价值白银两千万两以上。成为内蒙第一大商业城市。归化城是山西商帮的大本营，“西庄业”（专作新疆贸易）及“通译业”（专做外蒙古贸易）皆以此为根据地，从内地运来京、广杂货、布匹、绸缎等土特产。 包头原为小镇，同治以后逐渐发展成为内蒙西部地区水陆交通枢纽、东西物产的集散中心，同时也是河套、甘肃、宁夏、外蒙古皮毛的屯集之地。后套的牲畜、甘草及各种药材，以及临河、五原的粮食等，都经过这里转销内地，成为西北地区的重要商埠之一。 与农村关系密切的基层市镇也涌现出来。流迁到口外的农民，一般分散居住在由三五家或十数家组成的小村落里。随着生产的发展，人口相对集中的村落形成乡镇。在这些乡镇中，不仅居住着农户，而且居住着商贩、手工业者及其他服务行业的人，使乡镇成为远近村落交换农牧产品的基层市场。如萨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等，也都在清末发展成为较大的基层市场。 3、社会文化融合加速 一是通婚联姻与礼仪风俗的融合。 在汉人迁入草原的过程中，蒙汉人民之间的通婚增多。清初最先来到蒙古的农民，大多为内地生活无着落的单身汉。在内蒙，他们作为少数群体，除了砍柴不许越界，收养不准出圈外，还经常有蒙古地痞流氓闯入家中索要酒食，迫使汉人依附于蒙古人，“依蒙族，习蒙语，行蒙俗，入蒙籍，娶蒙妇”。例如李守信的祖先是山东济南府长清县人，“单身跑到土默特右旗给蒙古人种地，后来被主人招为养老女婿，入了蒙古籍，成了‘随蒙古’。”虽然清政府严禁蒙汉通婚，但私娶私嫁者仍接踵不绝。如移居土默特川的汉人与当地蒙古族长期交往，通婚已十分普遍。就连关帝庙主持关暹也“有蒙古妻室，其弟子二人亦然。”以致乾隆十五年清政府再颁禁婚令。嘉庆年间又规定：娶蒙古女为妻的汉人死后，其妻及子给所属札萨克或呼图克图为奴，对蒙汉通婚者加重惩治，延及子嗣。然而，清朝法令在禁止蒙汉通婚上的逐步升级与屡宣不废，恰恰证明蒙汉通婚在当时一直存在。通婚使两种文化融于一个家庭，有利于民族融合。 有些蒙民因不能生育而抱养汉民子女为过继子，也使蒙汉民结成亲戚。道光元年十一月，大臣文孚等奏称：“续行查出抱养民人为子，冒入旗籍”者，不仅有蒙古牧民，甚至“镶兰旗蒙古马甲莫沁多尔济、护军德通”等蒙旗官吏，亦抱养汉民子女，过继收养。尽管朝廷三令五申稽查，他们仍长期隐匿。道光帝在上谕中指出，对朝廷“限内未经呈报”，嗣后经查出抱养民人子女的蒙古官吏，“本应交部治罪，但思法愈重，则隐匿愈深，莫沁多尔济、德通俱著革退钱粮，出旗为民，免其治罪。嗣后如系自行呈首者，仍遵照前定章程，另册注明”。可见清廷政策并不能保证令行禁止。 随着文化知识的传播，蒙汉民族信仰互相渗透，呈现互通的格局。 中原移民带来的宗教得到蒙古族的承认和信仰，如先农神已为土默特蒙古所崇尚。归化城先农坛由土默特都统丹津建于雍正五年（1727），每年由土默特派员恭备祭品祭祀。如果说这只是表现了官方的价值趋向，那么民间的宗教互通则更加普遍，如土默特地区先后出现了观音庙、龙王庙、土地庙、奶奶庙、财神庙、文昌庙、关帝庙等。所供神灵不少是封建传统思想或美德的化身，如关帝是“忠”、“义”的化身，也是儒学一向倡导的伦理道德的代言人。随着农耕传统文化的渗透，关帝这位英勇善战的人格神，对崇尚武功的蒙古族产生了特殊吸引力，故“祭祀关公，亦为俗所重视”。同时也有蒙古人信奉道教的，如归化城城隍庙道士孙氏是土默特蒙古人，祖孙四代历百年信奉全真道。为蒙人尊崇的归化第一召庙伊克召也显示出汉文化的影响。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在游记中写道：伊克召“所有好的东西都是年代久远的。而近年来这座庙可以说只是日趋破落。召里的喇嘛说，这是由于当地的土默特人受汉人的影响，完全忘记了圣庙，对宗教越来越不虔诚了。”他认为，在光绪初年重修的伊克召更具汉文化的特色，不仅表现在伊克召外墙上的佛陀画多取材于汉文的佛陀传记，且图画的说明均用汉文，作画者均为汉匠。另外在热河地区“汉人也有到喇嘛庙烧香磕头的”，有些汉人婚丧嫁娶也同蒙民一样，延请喇嘛念经。凡有疾病不用医药，专请喇嘛等诵经、“颂鬼”、或“跳来青”。 同时，中原地区依农作忙闲而定的节日庆典也在内蒙地区流传开来，且有多种民俗合流趋势。清中叶内蒙节庆合农事、祭祀、信仰、民俗、饮食、交际、娱乐于一体，清后期则表现出祭祀性淡化，娱乐性增强的特点，形成了区别于内地、兼容两种文化特色的地域新文化。如土默特蒙古民俗受汉俗闹元宵影响，形成极具地方特色的节日庆典活动。正月十五前后，各大召庙连续几天“跳且穆”（俗称跳鬼），大小喇嘛头戴面具扮天王、菩萨、牛头、马面、小丑等在四坛跳动。蒙汉百姓还连续几天举办灯会、焰火、秧歌、高跷、旱船、社戏等活动。土默特蒙古向有尚火习俗，腊月二十三祭灶时，外出亲人必赶回吃团圆饭，喝团圆酒。“供灶神者，亦如汉人，纸印神牌，日落后以米糖供神”。 另外，汉民也受到蒙古习俗的影响。如陕北数县原属口外，受蒙、回少数民族的影响，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不像农耕民族聚族而居，也就不重视保留祖先坟墓。当地人性格豪放，再加上经济的贫穷，经常辗转迁徙，保安县“家无族谱，族无宗祠，绅士家方许设立，庶民不与焉。各姓坟地复无志碑墓表，不数传，子孙竟有忘其祖父者。矧自乱离以来，耆老代谢，其子弟无祖宗邱墓之可守，无旧德先畴之难忘，稍有变乱辄轻去其乡，视里闾如传舍，无惑乎户口之日以凋零也。”靖边县“不修神主，坟不择地，各就左近荒山葬之，…惟不修围墙，不树碑碣，蔓草宿烟，转瞬即不知为谁何。” 二是生活方式的互相影响。 清初，即有汉民为了免受民族歧视，加入蒙古籍，变成“随蒙古”。随着农业的发展蒙民与汉民濡染日深。在汉族聚居的农业区，一部分蒙族人受汉族影响，学习农业生产，逐渐变为“有事南亩”的定居民。如雍正十一年有大臣奏称“自张家口至山西杀虎口，沿边千里，窑民与土默特人咸业耕种。”乾隆帝也有诗云：“蒙古佃贫民，种田得租多。即渐罢游牧，相将艺黍禾。”说明蒙古人从事农耕者已经不少。另外在半农半牧区一些牧民在汉民影响下，也开始经营粗放农业，走向定居或半定居的农耕生活。汉族农民、手工业者也从蒙古牧民那里学到放牧、饲养牲畜等生产技术，同时学会制作皮衣、擀毛毡，加工乳食品等手工业生产技术，对发展塞北边疆地区多种经济，促进蒙汉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清代内蒙经过开发，形成了农业区和半农半牧区。在这些区域，内地汉民带入内地习俗同时，也因“入境问俗”深受蒙民习俗感染，不同的习俗在长期生产劳动中相互渗透，逐渐融合。乾隆以后，有些掌握农耕生产技术的蒙古牧民不堪蒙古王公贵族的压榨，“出旗”到汉族村庄给汉族地主做工，生活方式不断汉化。许多蒙民“饮食起居与内地民人无异”，也习惯住土屋，学会给牲畜修圈等。如归化城土默特蒙民，“旧以游牧为生涯，穹庐毛幕，习尚迥殊。自满汉人入居其地，其俗遂变。”清末土默川平原、河套地区及东部喀喇沁等地区的绝大部分蒙古牧民开始从事农业生产，生活方式几乎同于内地。在衣着方面，“察哈尔、归化城之蒙民，因迩来移民之增进，渐次同化于汉族，与内地无异。”在饮食方面，“察哈尔、归化城之住民，近来开拓进步，渐有杂粮之交易，且与市场接近，故食粟者亦渐次增多。”在出行方面，“东南开拓之地，则渐次柔弱，妇人殆无乘马者；若在喀喇沁、土默特地方，多控驴，置小鞍，男子执鞭而随其后”。是一幅典型的汉族夫妇出行画面。 蒙汉民族的影响是双向的。农区和半农半牧区的汉族人民，也自觉不自觉地改变着生活方式，衣蒙袍、穿蒙靴、食乳肉、住蒙包。五原地区的汉族“饮食衣服，渐染蒙部习俗，以糜谷、麦面、牛乳、羊肉、粗布为大宗，喜欢砖茶，水烟以羊腿为烟袋，成丁以上大率手携一支，冬季著羊皮袄裤以御寒。”东胜“棉衣与他处不同，内多絮以羊毛，而少用棉花。” 三是在共同反抗外国侵略中加强团结合作。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和清政府统治政策失调，内蒙汉人移民和蒙民之间关系也有了时代特色。具体表现为蒙汉民族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团结起来，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整体。反帝国主义侵略、反洋教斗争集中出现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光绪二十六年（1900），中蒙古地区蒙、汉人民的反洋教运动，首先发端于“口外七厅”。托克托城厅（今呼和浩特市托县）是内蒙西部反洋教斗争的策源地，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商号和店铺之学徒，纷纷参加义和团。西南蒙古教区蒙、汉人民也纷纷参加义和团，或是配合义和团攻打教堂。萨拉齐二十四顷地教堂遂成为攻击的目标。萨拉齐的反洋教斗争，很快波及到鄂尔多斯七旗。 当时，鄂托克旗、乌审旗、扎萨克旗的蒙古牧民群众，以“独贵龙”形式开展反洋教斗争，如鄂托克旗组织一百二十多人、乌审旗组织八十余人的“独贵龙”。他们手持长矛、大刀，围攻教堂，先后焚毁了城川、堆子梁及乌审旗的巴格西勒等处教堂。7月15日，毗连陕北靖边和定边县属安边堡一带义和团民一千多人，与鄂托克、乌审、札萨克三旗的蒙古兵七百余人会合，联合攻打小桥畔天主教堂。东蒙古教区蒙汉联合反洋教斗争也如火如荼。据记载，“热河全境害天主教者，系拳匪在理教人。蒙古人与八旗人，参入其间，约居其半”，所谓“在理教人”多为汉族贫苦农民群众和手工业者。“蒙古人与八旗人”是指蒙古族与满族广大下层群众。东蒙古西段建昌县、平泉州、滦平县等地，也爆发了反洋教斗争，在东蒙古东段以赤峰县为中心，蒙、汉人民群众也联合起来攻打教堂。在战斗中，满、蒙、汉各族人民群众团结战斗。 四是语言文学的一体化发展。 随时间推移，内蒙地区的汉民与蒙民交往日益密切，两种文化相互影响、融合，最终形成新的文化特质。表现为： 相互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字，是蒙汉人民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在清初，汉人为了适应蒙古，也有学蒙语、起蒙名的。随着“内地民人渐集，汉文风气一开”，蒙人一改“禁习汉文”的陈规，“起用汉名”、“学习汉字文艺”蔚然成风，甚至“蒙古人词讼，亦用汉字。”至于蒙古王公贵族，因交往需要，学习汉文者更多。至清末，“热河人民的语言，汉人都是用国语，蒙人也大都通汉话。在四十岁以下的蒙古青年多有不能说蒙语的人。上层阶级的蒙古人更精通汉文。汉、蒙间的书信和契约全用汉文。汉、蒙间的社交关系也全用汉话。”哲里木盟地区“几乎多数蒙古人已通汉语，并识汉字。”各地移民的汉语方言也与蒙古语相互融合。如土默特归化城地区，汉人多关南晋北人，故土默特方言中有较浓重的晋北土语。自康熙以来，当地汉语方言也融入了蒙古训词。如“饽饽（馒头）”“旮旯（角落）”、“大大（爸爸）”等。另外，许多地名反映了蒙汉的共同影响。《古丰识略》载：汉民“租种蒙古地亩，初则敕椽茅屋，略避风雨，比户聚居渐成村，其名之稍存古昔者，十无二三，余皆蒙古俗语，诘曲聱牙，借音成文，无一定言义。”大量蒙古台站的代称“五十家”（塔宾格尔），“二十家”（和林格尔）等蒙古地名多保留至今。 随着汉人的迁入，大量的汉族文学作品、民间传说在蒙古地区得到传播。《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封神演义》等作品在农业蒙旗中几乎是妇孺皆知。同时许多蒙古族文人也开始将汉族的文学作品大量翻译成蒙文，如嘉道年间蒙古文学家哈斯宝《新译红楼梦》问世，迅速成为蒙古人民喜爱的文学作品。 随着汉人移民的大量迁入，城乡经济发展，内地民间戏曲在内蒙地区也得到传播。在内蒙西部地区，流行的是与山西移民关系最密切的山西梆子、大秧歌、二人台。晋北、晋中的梆子戏在清代咸丰朝以前，统称“大戏”，外地统称为“山西梆子”。晋地艺人往来于晋地与归化城土默特之间，为广大喜爱晋剧的蒙汉群众服务。当时有一支歌谣反映艺人的生活：“学戏在忻、代二州，红火在东、西两口，吃肥在水淹包头，临死在宁武、朔州。”“大秧歌”是保存于山西晋北的一个古老剧种，大批山西人走西口，也将大秧歌带到内蒙古西部地区，并使之成为当地群众喜爱的民间戏曲之一。“二人台”深受内蒙西部地区各族人民喜爱，其曲目大多是晋、陕传来的汉民歌、爬山调，与当地蒙古牧歌融汇，使之兼具蒙、汉两个民族的艺术特点。《走西口》、《打樱桃》是其优秀剧目。另外，二人台牌子曲《四公主》、《三百六十只黄羊》等流传在土默特川上的牧歌“蒙古曲儿”，有的佚词存曲被填上汉词演唱变为供乐师演奏、艺人表演的器乐曲牌。这种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地方小戏，以反映蒙汉百姓共同劳动中结成的友好情谊和真挚爱情为主，生动体现了蒙汉患难深情和民俗风情。清中叶后，在土默特川安家的社火、高跷、旱船等也成为蒙汉百姓共同喜爱的节庆娱乐活动，并形成了区别于内地的粗犷、豪放的特殊风格。 内蒙东部地区戏剧也比较兴盛。乾隆年间，科尔沁、敖汉、土默特、喀喇沁、翁牛特等十八旗先后建立王府戏班，艺伶大部分来自口内、口外民间班社。嘉庆后，直隶其他地区的梆子戏班不断进入卓、昭盟演出。梆子戏多是“跑台口”，唱庙戏、神戏、会戏、祈雨戏和谢雨戏，受到普通百姓的欢迎。咸丰年间，“移民实边”政策促使移民人口剧增，戏剧也更加兴盛。此外，光绪十七年（1891）翁牛特右旗王府从外地请艺人创建了河北梆子戏班，经常到围场、喀喇沁、宁城等地流动演出。促进了当地戏剧的发展，也促进了蒙汉文化的交流。直隶关内的移民带来了说唱艺术“好来宝”，经常演唱《三国演义》等故事。 另外，中原传统民俗娱乐如游戏杂耍、荡秋千、踢毽子、跳绳、抖箜篌、踢球、拔河、弈棋及博戏、纸牌、麻将、斗蟋蟀等也成为内蒙地区蒙汉民共同的社会娱乐活动，并表现出浓厚的地方和民族特色。蒙古族盛大集会、祭典仪式上的骑射、摔跤等比赛，也成为蒙汉民众不可少的民间竞技娱乐活动。 五是教育的一体化发展。 随着经济发展和汉族文化影响，内蒙地区先后创办了一些官学、书院和私塾，清末内蒙地区又出现了学堂，使内蒙的教育水平得到了广泛地提高。 官学与书院：雍正二年（1724），土默特都统丹津在归化城南建官学，官学设满、蒙教习，教以满汉蒙文字，讲授经书。官学要学生“朝夕诵读”、“躬修实践”康熙圣谕广训十六条及四书等，以礼法、声教对蒙古族“熏陶而涵育之”。这势必促使其潜心研习汉族封建正统思想文化。官学后更名启运书院，“课程专重满、蒙文及习射”，“同、光以后，蒙人风气大开，虽官学定制如旧，而外间渐多兼习汉文者。故致清末，遂有与汉籍文童一体应试之举。” 书院的设置是内蒙地区教育步入正规化的开始，书院的受教育范围扩大，不再仅局限于满、蒙等民族，教育内容、教学方式上也有了变化，如绥远城长白书院规定“归化城不论蒙汉人等，愿来应课者，均准一体入考，以广文教。”古丰书院初设时“止课童生，不课生员”，之后不久开始接受生员入院。 私塾教育：绥远地区有许多山西移民设立私塾，归化城著名儒士韩嘉会即为典型代表。韩嘉会“二十二岁遂设教于本城玉皇阁”，成就卓著堪称师范。“至于教授生徒，不计贫富，不论智愚，但有愤悱，即尽力启发，……即为讲说，并于‘孝’、‘弟’、‘忠’、‘信’数大端，藉篇章为戒劝。晚年从者益众，……总计三十八年，教人子如己子，莫不望其上达，而恶其下流，所以门生中蒙古人固多显达。” 汉族移民私塾教育的发展同时影响到农区和半农半牧区的一些蒙古上层人物，他们纷纷延聘蒙汉教师，举办私塾。如光绪初年，敖汉旗有12处专馆、东馆、散馆，12名塾师，265名塾生。光绪末年郭尔罗斯前旗齐王在王府内设蒙文学堂1处，学生20余人，汉文学堂1处，学生12人。旗内其它蒙古族村屯，还有私塾性质的学堂10余处，蒙汉文兼授，每处学生10至20人不等。从统计来看，越是蒙汉杂居程度高的地区，塾馆的发展数量越大，如整个赤峰地区147个塾馆中，赤峰县、喀喇沁左旗、喀喇沁右旗、克什克腾旗、敖汉旗5个旗占84.35%，塾生数也占总数的80%以上。一些地区的塾师由汉人充任，特别是在汉族人口较多的地区更是如此。 学堂：20世纪初，在清廷废科举、兴学堂的“新政”影响下，喀喇沁右旗王爷贡桑诺尔布在旗里开办崇正学堂、毓正女子学堂、守正武备学堂，共有学生百余人，以蒙汉语授课。还派出部分学生到内地或出国留学。敖汉旗内一些开明士绅及进步青年，也纷纷要求兴办学堂。宣统元年(1909年)，郭尔罗斯前旗齐王建学堂，招收学生40人，从外地聘请教员。（限于篇幅，注释、参考文献略） 来源：田澍主编《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专刊，《明清社会与经济近代转型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 作者简介：余同元，号元子，男，1962年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博士，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国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古代史/专门史教研室主任、专门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国际健康长寿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及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化战略研究会研究员、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研究员、朱元璋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明史学会理事、中国近现代史料学会理事、苏州市传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苏州市儒学研究会副会长、苏州市周易研究会副会长以及《文化古今》网站主编等职。主持完成国家、省部级项目十多项，获各级优秀科研与教学成果奖十多次。在《历史研究》《民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文化研究》《民俗研究》以及日本《明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传统工匠现代转型研究——以江南早期工业化中工匠技术转型与角色转换为中心》《中国文化概要》《历史争议人物张献忠》《王朝鼎革与英雄悲歌》《崇祯十七年》《清朝通史(光绪宣统卷)》等著作十余部。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