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
2021年，电视剧《觉醒年代》播出。时至今日，将近60万豆瓣网友给这部剧打出了9.3分的高分。有年轻观众评论，没想到那个年代的剧，能让人这么“上头”。
现代中国是充满魅力的时刻，风云激荡，群星闪耀：
1908年，一位笔名令飞的年轻学者发表《摩罗诗力说》，呼唤能改时代风气的诗人英雄，这位年轻作者日后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鲁迅；
1922年，湘西人沈从文，与五四众多向往文化的年轻人一样，来到北平，“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
1930年，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啼笑因缘》连载完结。悲欢离合，痴嗔怨怒，虚虚实实，啼笑皆非。可以说，张爱玲、金庸，直到近期的各种通俗文学，以及延伸出来的影视，都仍然处在他的文学传统之中……
这是文学的关键时刻，也是现代中国的关键时刻。
今日在「理想声音」小鹅通店铺上新的音频课程《文学的现代中国》，领讲人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将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开端定为杨廷筠开始研读西学的1635年，终点定为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韩松《火星照耀美国》都提到的2066年。
在这四百多年间，他撷取了十个关键时刻，“与其说关键时刻是锁定历史意义的要素，不如说关键时刻是开启历史意义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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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中国的10个关键时刻
摘自《文学的现代中国》节目讲稿，有删节。
我认为，与其说关键时刻是锁定历史意义的要素，不如说关键时刻是开启历史意义的契机。与其说把以下我将要介绍的10个关键时刻看作我们对现代中国文学史或文化史不可或缺的一种介入的方式，不如把这些关键时刻视为开启更多、更复杂甚至充满矛盾的看待文学史或文化史的可能性而已。
而在时间的开始和关闭之间，在偶然与必然之间，这些因素成为互为表里、辩证或对话的网络，历史因为对“关键”有不同的解释，变得更加繁复，更需要继续思考。而这也正是这个节目在方法学上、在对历史的定义的认知上所做出的一种新的尝试。
1.
1908，令飞发表《摩罗诗力说》
我所提议的第一个关键时刻是1908年2月、3月。这一年，一本由旅日留学生所创办的杂志《河南》刊登了一位笔名叫令飞的年轻学者所写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摩罗诗力说》。
文中的关键词是“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当时笔名“令飞”的这位年轻作者，也就是我们日后所熟悉的鲁迅先生，他登高一呼，以摩罗的观念提醒了现当代的文人、文化社，或者是广义的知识分子，自己的形象是什么、企图是什么，所带给国家、社会的震撼又是什么。
“摩罗”这个词源自梵语，是魔鬼的意思，而在鲁迅的解释之下，摩罗同时具有西方浪漫主义的痕迹。这个撒旦式、魔鬼式的浪漫诗人英雄，以澎湃激昂的语句耸动一个时代的读者，也让这个时代产生了惊心动魄的变化。
鲁迅
然而，时间到了今天，摩罗又在哪里呢？100年之后，将文学政治化、浪漫化，仍然是我们处理现当代文学的主流。但是我们要问，是不是只能有这样一种看待文学的方式？作为文学家的责任太过于沉重，过去如此，今天是不是也如此呢？
2.
1922，沈从文抵达北京
1922年8月，曾经在湘西从军的青年沈从文由湖南出发旅行，经过汉口、郑州、徐州、天津，19天后终于到达北平城的火车站。年轻的他下车之后，被拉货的人拖着住进北京西河堰的一家小客店。那一天，他在旅客登记簿上写下了“沈从文，年20岁，学生，湖南凤凰人”。
简单的登记，却是历史性的一刻，代表了五四运动之后，多少对五四心向往之的学生或人，从中国各地的乡村或城镇群涌至所谓的“文化都会”，希望加入五四的狂潮，写出自己的心声。
沈从文在《沈从文自传》的最后一章写下了来到北平的感受，“便开始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
在这样的时间点上，《沈从文自传》已经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自传，也是1920年代初期，无数向往文化的年轻人从中国各地奔向北京的共同的自传。
3.
1930，《啼笑因缘》连载完毕
1930年11月30日，《啼笑因缘》在上海《新闻报》的《快活林》副刊连载完毕。
《啼笑姻缘》的作者是张恨水。张恨水的重要性其实并不亚于鲁迅或是沈从文，他所代表的鸳鸯蝴蝶派、他的风格和题材，触动了整个时代对于庶民生活、消费想象的庞大文学领域。
尤其是这本小说《啼笑姻缘》，结合了侠情与言情，也运用了谴责小说的各种写作技法，成为当时最为轰动的作品。张恨水在当时所代表的民间经验和意识，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应该给予最高的敬意。
张恨水之后，像是张爱玲、金庸，甚至在近期的中国内地崛起的各种通俗文学，以及延伸出来的影视IP作品，等等，都是在这样一个语境里，不断地以新旧交错的想象，痴嗔怨怒的叙事，为芸芸众生提供了另外一种进入现代或是现代文学的方式。
张恨水在《啼笑因缘》的自序里这样写着：“人生的幻想，可以构成一部假事实的小说。然而人生的实境倒真有些像幻影了。写到这里，我自己也觉得有些啼笑皆非了。”
虚虚实实，啼笑皆非。张恨水作为一个鸳鸯蝴蝶派的作者，以充满反讽的情绪看待自己的写作，也看待他笔下各种人物的悲欢离合，而这些都成为日后几十年民间想象的起源，也是中国民间感觉结构的一种连绵不断的传统发声。
4.
1942，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2年的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呼吁当时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对文学艺术必须牢记，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等等。
延安文艺座谈会
而当时，何其芳就是以无比虔诚的精神在台下听着台上的发言。经过了三场讲话之后，何其芳觉悟他自己的过去就像是行尸走肉一般，他决定要重新开始创造自己、解释自己过去种种错误的行径。
在延安文人里面，我选择何其芳作为检视“讲话”的例子，主要原因不只是他曾经是30年代中国京派最好的现代诗人之一，同时也是因为他在30到40年代在意识形态上绝对戏剧性的转变。
何其芳在1942年1月的《〈北中国在燃烧〉断片（二）》中写道：“我将埋葬我自己，而又快乐地去经历，我的再一次的痛苦的投生。”1940年代初期，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有多少这样热血澎湃的革命者来到延安，希望洗心革命，再次展开他们的新生。
而何其芳从1943年后，一直到1977年过世，其实始终处于一种战栗的状态之下，他不断地需要解释自己。他的坚韧和他的脆弱，让他变成一个极具争议性的历史人物。而从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我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一出历史的喜剧，还是一出历史的悲剧？而何其芳只是众多的例子之一。
5.
1952，张爱玲移民美国
解放之后，张爱玲在上海生活了两年，终于决定一走了之。她在香港停留了三年，然后移民美国，终身再也没有回到中国。
张爱玲
“我们回不去了”。这句话来自1966年张爱玲完成的《半生缘》的高潮。我们也许都记得，当故事中的主人翁曼桢与世钧重逢，世钧希望两个人回到从前。曼桢过了半晌，幽幽地回答，“世钧，我们回不去了”。14年已经过去，沧海桑田，他们的确回不去了。
张爱玲从1952年到1966年，整整离开上海14年，《半生缘》是不是她自己14年海外飘零的经验？因此在1966年重写《十八春》为《半生缘》时，她以一句“我们回不去了”来投射自己的感受。
“我们回不去了”，这句话不只是小说里的一句名言，也是张爱玲离散经验的重要见证。这个见证之下的另外一层历史意义，也就是1949年的改天换地。
我们回不去了，不管是对旧社会有多么留恋，即使像张爱玲这样的人也理解，必须到此告一段落，而这个段落不只是新中国的诞生，同时在更大的语境里，也提醒着我们要关注中国的现代性是什么。
什么是现代？现代是时间的陷落，意义的散失，过去与未来之间产生了一刀两断的深渊。
6.
1956，《茶馆》剧本公开
1956年12月2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们第一次有机会看到了一本新的剧本，并且与作者交换了意见，这个剧本就是《茶馆》，作者是老舍。
我们都知道，老舍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他对曲艺也有相当的兴趣。1952年，老舍甚至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头衔。
他的作品《茶馆》糅合了西方话剧的形式，也蕴含着中国说唱艺术的精致表现，是老舍戏剧创作的高峰。这出戏1958年3月25号在北京首演，但是首演之后却迅速地被搁置了。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茶馆》里的主角是一个北京的老派茶馆主人，王利发。王利发曾经在三个不同的时代，满清末年、军阀时代、抗战胜利之后，载沉载浮，而这也是一个小市民的时代反映。
但是在解放前夕，连王利发这样的商人也难以为继了。《茶馆》中的最高潮是当国民党势力再次控制北平，民不聊生的时候，王利发走投无路，和他的老朋友感叹着，“我爱咱们的国，可谁爱我呢？”之后，王立发上吊自杀。
老舍的《茶馆》理论上写的是1949年解放前最黑暗的一刻。然而这句“我爱咱们的国，可谁爱我呢？”像是一个不请自来的幽灵，回荡在1956年到1958年中国的土地上，而且居然有了始料未及的意思。当时参与制作演出的团队或是演员，也许觉察出这句话的微妙含义，而更何况是审查者，这出戏终于遇上了禁演的命运。
这是老舍作为一个戏剧家的证词，在间接的意义上再次提醒我们，在非常的年代里，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的脆弱性，还有文学作品本身超乎时代之上，始终像幽灵迷魅一样作为历史见证的吊诡。
7.
1969，陈寅恪去世
1969年10月7号早上9点半，国学大师陈寅恪在经过将近三年的骚扰和羞辱之后，与世长辞。陈寅恪是史学大家，但同时我强调，他也是一位现代的文人、现代的知识分子，他以古典诗歌的形式写出了他的现代情怀。
我们想想他留下的一句耳熟能详的话：“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句话是陈寅恪的老朋友、清华大学同事王国维1927年6月2日自沉在昆明湖自杀后，陈寅恪所写的悼词。谁又能够想到，多年之后，陈寅恪也以自己的死亡见证了这句话的艰难意义。
陈寅恪
8.
1979，贾植芳日记中的一天
我提议的第八个关键时刻是1979年10月28日，焦点是贾植芳这天的日记。
我们都知道，贾植芳是胡风的门人，在胡风1955年遭受整肃之后，也连带有了池鱼之殃。时间到了1979年，当时贾先生还没有平反，而他那天的日记里记录了他忙碌的生活。
首先，他看了欧洲一位重要的汉学家o Galaine所写的巴金和他的著作。在这一天，他也看了《陈毅文选》，并且稍作修改。同时，他也看了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守实1974年过世之后，他的夫人为他所写的《守实先生回忆录》。
同在这一天的下午，贾植芳和他的夫人任敏去四平路看棉大衣，冬天快要来了，必须做一些御寒的衣物。他们在五角场遇到当时以“大力士”实名的一位外文系的教授，黄君。
贾植芳在他的日记里是这样写的，“他关心地问起我的情况，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历史的误会，误会的历史’。这也是他自身命运的写照，因为他吃了20年右派的苦头，现在才得到改正。所谓改正，也只能当作误会来理解，它是一种近乎命运的东西。”“在封建制度之下，命运观念在现实生活中还是现实的东西。专制主义和科学、民主水火不相容，因此它又是产生迷信和宿命的思想温床。”
9.
1989，海子自杀
我的第九个关键时刻是1989年3月26日，这一天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年轻诗人查海生——笔名海子——卧轨自杀的日子。有人说他的生日是3月24号，那就是一个更有弦外之音的遐想日子了。
海子的死标示了1980年代精神的结束。他的诗写出了新时期的期待，以一种最抒情而浪漫的精神、一种对家国前途的向往姿态，写出了他个人的呕心沥血式的颂歌。而在颂歌之下，所留给我们的感觉，却似乎又有一点点悲伤的情绪。
海子以他的诗作，实践了一种最纯粹的审美形式，那就是一种名为诗歌的存在。然而，1989年3月26号那一天，却记录了一个最爆裂的死亡形式，海子以他的生命演绎了诗歌的“不得不消失”。
10.
2062，大中华民主国成立50周年
最后，我选择的第十个关键时刻是西元2062年1月1日。
文学史本来就是历史和虚构的一种交错，这一天是《新中国未来记》——由梁启超所写作的一本未完成的科幻乌托邦的小说——所提出来的“大中华民主国”成立50周年的日子。梁启超的这本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是在1902年写出来的，小说虽然没有写完，但是却意味深远，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起始点。
在这本小说里，西元2012年，满清终于被推翻了，一个与清朝不同的政权出现了，那就是“大中华民主国”。而2062年，大中华民主国成立50周年，这是一个奇妙的日子。按照梁启超在小说里的说法，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崛起，上海正在举行博览会，万方来朝，数以千计的留学生参与庆祝大会，同时也参与万国太平会议。会议的最高潮，是孔子的第72代传人孔弘道老先生向大家报告中国近60年的历史。
梁启超这本小说毕竟还是没有写完，未来如何达到我们理想的乌托邦、最好的新中国呢？我想，这对于1902年正在写作《新中国未来记》的梁启超而言，心中永远要留下一个问号。
我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文学史在很多时候给予我们很多不可思议的启示，而这些启示也包括韩松的《2066年之西行漫记》。在韩松的《2066年之西行漫记》里，也有一个对中国未来的非常有意思的描述。
韩松
那个时候美国已经发生了另外一次内战，经济一败涂地，而中国早已经崛起。有一个围棋神童去到了美国，经历了一番惊天动地的探险。总之，都是借着小说架构出一个想象式的未来启示录。
而韩松的另外一部畅销作品《地铁》则是以北京的地铁作为书写的对象，写出了都市生活里的幽闭症和恐惧感。这种想象力和爆发力，的确又在某种意义上呼应了110年以前梁启超那个时代的一种期望和不确定性。
而在今天，中国一切蓄势待发的情境里，我们如何去想象一个更美好的中国，或者是去想象一个不同于过去的中国？又如何去想象一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中国？韩松以他个人的方式提供了相当不同的见解和回答。
所以，梁启超和韩松之间的对话又成为文学史在当代回顾现代的时候，一个令人着迷的对话的关键时刻。
原标题：《十个文学时刻，串起现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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