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中，四川这一方天府之国好像总是“格格不入”，不与其他地方沟通，也能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有声有色。刘备曾把这里当作自己的根据地，荆楚曾依赖四川出产的食盐，而四川，其繁荣也离不开历史上的两次“湖广填四川”。
一、元末明初的“湖广填四川”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湖广填四川”或许仅仅是发生在明末清初。但事实上 ，早在元末明初，四川就已经迎来了第一波湖广大移民。
元代末年，由于政治的黑暗，各地农民起义屡见不鲜，成为诱使社会变革的一大因素。而这其中有一支发端于湖北的起义队伍“红巾军”。在红巾军出现后，湖广地区的部分民众就为避乱而主动前往四川。元至正十七年（1357），在核心人物明玉珍的带领下，庞大的红巾军队伍也通过巫峡进入四川，后以重庆为中心建立“大夏政权”。
虽然明玉珍号称自己只率领了二十万将士，但将士们的家属也多有跟随。故而这支入川队伍的总数约在四十万左右。在大夏被灭后 ，这四十万人基本上都留居四川，构成了元末四川的主要人口（虽然四十万这一绝对数量不算大，但确实是那时构成四川人口的主体）。
待朱元璋统一全国，为巩固自身统治，明政府颁布了移民政策，组织大规模移民前往荒芜地区开展生产活动。四川即在这时迎来由官方主导的第一次“湖广填四川”。这次移民持续了整整二十二年，将四川的人口增加到了180万（其中半数为明初移民）。再加上明玉珍旧部，四川在明初的移民即占到了四川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七。
二、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
在元末明初的“湖广填四川”之后，四川在新鲜血液的带动下迎来了新的繁荣。但这样的繁荣随着明代社会的日趋黑暗与民族矛盾的加深而很快成为过去。再加上明末清初自然灾害频发，待清一统全国，四川已经是“人烟久绝，尽成污莱，山麋野猪，交迹其中”，“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
于是清顺治十六年（1659），清廷开始组织民众大规模移民四川。从这一年起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清廷基本上以垦荒为移民的首要目的，故而这二十余年可算是清初“湖广填四川”。
其实早在顺治六年（1649），为恢复四川、湖北、湖南等地因战乱而遭到破坏的农业，清廷已经颁布了“垦荒令”，命令地方官员将各地流民全部编入'保甲’以开荒，并将开荒成绩纳入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但由于顺治初年广大南方地区还存在大量反清势力，“垦荒令”的实施效果非常有限。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清军拿下成都，平息了四川境内的大规模战争，清廷的垦荒才成为一件既迫在眉睫又可以落地实施的大事。
巡抚四川的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张德地首先提出，四川境内的地方官应当积极招纳境内流民，以恢复本地生产。这一提议对于官员们来说就是招揽的流民越多，升官发财的机会就越大。所以在张德地提出后，这一办法迅速见效。而中央也肯定了张德地的这一提议，故而一直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四川的垦荒和移民都主要依赖地方官员们对流民的主动招揽。
而从康熙二十二年（1683）起，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清廷的“湖广填四川”政策又发展到第二阶段。彼时由于官方的大力提倡，入川的移民越来越多的是自发移民。（在整个移民活动结束后，自发移民约占总移民的一半。）朝廷在移民政策上的侧重点也从如何移民入川，转变为如何稳定移民，也就是如何分配新开垦土地的所有权。
终于，在到乾隆六十年（1795）的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清廷的移民和土地政策越来越完善，来到四川的移民也越来越多。在“安民”、“惠民”的指导思想之下，“湖广填四川”也终于从移民的血泪史转变为天府之国的新的开发史。
三、移民文化与四川
“湖广填四川”前前后后历经数百年，其影响必然是深远的。它最直接的作用领域就是社会生产。而它影响延续到今日的一个方面则是移民文化与四川本土文化的融合。
一开篇我们就提到，四川自古以来就常给人一种“圈地自萌”的感觉。四川的本土文化也确实与其他地区的文化存在着不小的差别。而当移民们从湖南、湖北、贵州等地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四川，他们带来的文化就势必需要与四川本土文化相互妥协和融合。
以婚姻习俗为例。巴蜀一带相对于湖广，受到儒家的影响更少。因而当湖广移民来到四川后，他们惊讶地发现四川“其处女与人私通者，父母不禁以为人爱其美……翁有悦子妇者， 则收为己妻， 而其子另取”。
在受到四川传统婚俗的冲击后，移民们一方面对其进行了一定改造，为四川婚俗增添了更多礼制的规范。一方面也继承了其对封建正统思想的疏离与逃逸。这为四川在后来辈出敢于创新的文人打下了一定基础。
“湖广填四川”虽已成为了过去，但这场前前后后持续数百年的移民大潮给四川带去了深远的影响和旺盛的生命力。虽然于移民们而言那是一段血泪史，但于四川而言那或许还是一段重生史，永远都不可忘记或剥离。
